这本书写成于1932年。
以那时的西方视角来看我们国家，很多方面会感觉有点不适应。
比如说，把西藏放到“中亚高地”一章来写，而不是“东亚大半岛--中国”一章（他倒没有否认中国对此地的主权），也许会引起愤青的激动。
但是，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对我们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性格生存哲学的犀利观察，或许这正是我们自己观察力的盲区，也是房龙地理区别于普通地理书之处：
“（中国古代哲人的道义观）至少给予一个群体--由四亿人组成，操几十种不同的方言（一个来自北京的中国人将会发现很难听懂来自南方中国兄弟的话语，这就好比是一个瑞典人和一个意大利人进行交谈），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一种共通的东西，一种对待生活沉浮的决然的中国态度，一种实用生存哲学，它将会使卑微的苦工能够忍受艰辛劳作，如果换成一般的欧洲人或美洲人，这种劳作将会要他的命，或会逼他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