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过如此
“我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谈‘主义’的多，研究‘问题’的少。非此即彼的争论多，真正直面现实，提出解决问题的观点少。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和引导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
上述这段话引自卫祥云的新书《改革的逻辑》中的《“问题”与“主义”》。《改革的逻辑》是卫先生的论文集，结集之后分为了三个部分，一是“社会经济改革”，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三是“行业管理改革”。在这本书中作者确实提出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办法。比如在第三部分，作者根据自己多年在协会的工作经验和调研成果，深入阐释了行业协会的现状和未来，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建议。事实上，中国的很多行业协会处境尴尬，他们非官非民、非政非企，这些协会要么直接变成二政府、要么变成政府的传声筒和影子，要么就变成唯利是图的营利组织。而关于行业协会的研究却并不多见（铺天盖地骂“足协”的文章例外，而那些文章主要的用意是“骂”，也算不上研究文章），能够掌握实际情况并有真知灼见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卫祥云的这些论文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那么，行业协会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是目标不清。行业协会为什么存在？到底是想像政府一样去管理，还是想像企业一样去赚钱？我觉得这两种都不应该是行业协会的目标。如果想要权力就去政府，如果想赚钱就经商，而行业协会所要追求的则是另外一种价值，即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里说的“社会价值”是服务于社会和群众的价值，亦即所谓的“社会贡献”。然而，当下的中国似乎不大认同“社会贡献”，就连深入研究行业协会的卫祥云也写出这样的一句话：“人的一生取得成就的领域无非是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三个领域。”说白了，在卫祥云看来，人的成就无非就是权力、地位和金钱，一位资深的行业协会从业人员、一位学者都这样来概括社会价值，行业协会的尴尬也就可想而知。好在，卫祥云还说了一个“学术界”，这个“界”可大可小，可以敷衍一些尴尬，比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成就就和卫祥云这三个“界”无关，但如果他硬说文学作品也属于学术，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而为了不把问题扯得太远，在这里我们就不用特蕾莎修女的例子来难为卫先生了。我们还说行业协会，我认为，行业协会真正的成就既不是权利也不是财富，而是服务。即一方面做政府的智库，另一方面做企业的顾问。比如卫先生所在的调味品协会，首先就有责任向政府报告苏丹红和瘦肉精的危害性，同时也有义务给予企业以正规的引导。
其实，国企也有同样的问题。关于国企，卫祥云也提出了很多实际的建议。不过，关于为什么老百姓会对某些国企有那么大的意见，卫祥云却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其实，就某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由国家掌控无可厚非，很多国家关于石油军工等重点行业也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全民来掌管国家的重要资源更是理所当然。但问题是，国企本身的目标却不是服务于人民和国家，而是在逐利，而逐到的利润却并没有给全国的百姓，而是只富了一部分管理人员。这样悖论就来了：如果国企的存在确系关系到国计民生，那么就应该以服务好人民为最终目的，铁路要搞好春运，电信要提高网速，收取的费用只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而如果要以赚钱为目的，想要市场化，那就开放这个市场，不要垄断。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要垄断就服务，想赚钱就不要垄断。
总结起来就是说，不能哪行哪业都以赚钱为目的，如果都以这个为目的，那么就要出问题。所以说，虽然我们不能纠缠于那些没用的“主义”，但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同一个方面的话，那就是“主义”的问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任何伟大的创举都需要调整，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说到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说到卫祥云提出的所谓“顶层设计”。没错，“包产到户”和“恢复高考”都是邓公的伟大改革，但这决不是邓公坐在“顶层”闭门造车想出来的，而恰恰是因为人民有这样的需要、时代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卫祥云所认为的社会是自上而下的演化是没有道理的，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非伟人创造的。而所谓的“伟人”，就是能够听从人民呼声的人，否则再伟大的构想也无非是空中楼阁，作为一个学者，这点常识应该是有的。
最后要说，《改革的逻辑》是一本论文集，不是围绕一个核心独立著述，所以有很多地方并不符合“逻辑”，比如作者为了说明北大的伟大而列出的“近代史十人”，居然把张维迎陈志武列入其中，读来不禁引人发笑。而重复的话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作者在几处都把调味品协会同华盛顿并举，并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列为“顶层设计”的伟人，这就只能让人嗤之以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