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启蒙到社会改良——评卫祥云《改革的逻辑》
一、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下，让启蒙回归常识
社会学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然而，由于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从学习西方开始的，因此，启蒙在中国的语境中常被误读为传播乃至对西方思想的生搬硬套。时下中国，无须讳言，正处于新一轮启蒙的前夜，这不是抹黑改革，而是深化改革或社会转型的必然逻辑。但是，今非昔比。一方面，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学习，国人对于西方的社会思潮已经不再陌生；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因近年来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任何一种思潮都已无法独善其身。因此，新一轮的启蒙，不应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回归常识的三位一体。这种在历史基础和现实语境中谈常识的启蒙风格，贯穿于《改革的逻辑》的始终，以致于我无法将卫先生的观点归入任何一种社会思潮。
一种社会思潮，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之所以能够生根发芽乃至摧枯拉朽，并不完全是社会思潮科学性竞争的结果，而是当时的“土壤”使然，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救亡压倒启蒙”。然而，土壤的特殊性不能作为否定应然的价值理念的理由。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至少有社会主义，新、老左派，自由主义，社民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等八种。但是，我所理解的启蒙不是从众多思潮中择优录取，而是由历史纵深出发，将那些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得起推敲考证的东西作为普遍的社会常识和改革的应然价值，将那些明显不符合时代要求，不符合人性的东西统统丢入历史的垃圾桶。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轨迹是从神权、极权的统治到人权的解放，自由作为人权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已无需置疑，而用以保障自由的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更是其应有之义。《改革的逻辑》中，作者对产权问题未解决的前提下征收房产税合法性的质疑，对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呐喊，对倡导市场经济的张维迎等人的极力推崇，无疑是为了让启蒙回归基本常识。
然而，从启蒙的角度谈常识是一回事，让常识从理念变成现实是另一回事。因此，老成谋国者绝不只空谈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就是常识，而是在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前提下，通过具有可操作性的设计，让常识逐渐变为现实。这些设计固然有妥协的成分，但却能达到“曲径通幽处”的效果。对此，作者也坦承这不是最佳选择，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时下的诸多思潮中，“极左”无视常识，“极右”无视现实。因此，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或者“普世价值”幌子的鼓吹手，都是需要警惕的“爱国贼”。遗憾的是，时下一提民主法治，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便满天飞，一提坚持党的领导，攻击“毛愤”式的唾沫星便能淹死人。这种“非左即右”的思维方式开始从民间向上层蔓延，并越来越阻碍改革共识的形成。
《改革的逻辑》中，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党的领导“属地化”改革，卫先生都明确指出：“从中国和世界的情况看，在中国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企图削弱和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或者多党轮流执政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和不现实的。”虽然，作者对此未作深入的逻辑分析，但应是对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分裂割据或者民粹主义泛滥的恐惧吧。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敏感但又无法绕过去的话题，不承认这一基本国情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此外，作者虽自诩为市场经济的信徒，却反对套用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国企改革，因为国企改革的实质或首要问题不是国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治理问题，而是国企应不应该存在以及在哪些领域存在的问题，有人之所以混淆视听，是为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二、 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
社会转型期，意味着许多此前积累的矛盾将会陆续爆发，也意味着决定转型命运的各种社会思潮将会出现更加激烈的争鸣，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这种时期，管理层应多解决些问题特别是主要矛盾和敏感问题，少谈些“主义”尤其是明显开历史倒车的“主义”或者乌托邦式的“主义”。否则，必然因陷入空谈误国的怪圈而贻误改革契机。纵使“主义”问题无法避免，也应该在启蒙的层面上，因势利导的选择那些建立在历史与现实基础上，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时代常识的“主义”，坚决的摈弃有极权主义嫌疑的各种主义。尤须警惕的是，民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因其迷惑性，在转型期最容易造成自上而下的动摇。不是民族主义本身不好，而是无数的历史证明了自由主义让位于民族主义之后的恐怖，更何况“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立起来的”。
卫祥云在《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直言解决问题优于空谈主义，所谓“能够说实话，说真话，说有用的话，力求复杂问题简单化，不少空话、假话、官话，大话，废话，套话，不说无用的话，少说正确的废话，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至于如何解决问题以及解决哪些问题，作者的答案无疑是“牵牛要牵牛鼻子”，比如国企改革和行业协会改革的“分类管理”，此说可谓切中肯綮。今天，从新闻联播和网络两种不同途径所感受到的，是冰火两重天的怪现状。然而，无论融冰还是灭火，都需要从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入手。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办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反而会让许多矛盾因刻意的掩盖和拖延而最终发酵变质。
《改革的逻辑》中，无论是经济社会改革的宏观篇，还是国企改革的中观篇，乃至行业协会这样看似微观的领域，作者所关注的无疑是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作者曾总结出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等时下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十大问题。其实，结合全书可以将所有问题归结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尤其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一个是宪政问题尤其是有限政府问题。为什么可持续发展观乃至已写进党章的科学发展观，却难以阻止现实中形形色色色的渴泽而渔式的短期行为？卫祥云在《警惕和防止“短期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蔓延》一文中，提出的产权约束与制度约束，可谓牵住了“牛鼻子”。是的，任何文件和口号都无法代替产权约束与制度约束。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多，但产权问题才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三农”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城镇化建设问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房地产，保障房、房产税，限购令等所有与住房相关的问题，其核心也是土地的产权问题；国企改革的首要问题还是产权问题。解决产权问题，我觉得并不是要搞简单的私有化，而是让产权不再抽象，不再虚化，让“权”与“责”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而不再是国企分红中，“全民所有的股份的利润不停的投资但不分红，而外资所有的股份却在不停的分红”这样“宁与外奴，不与家人”的荒诞不经，不再对一件没有所有权的财产（土地），在征收完使用税后接着征收所有税（房产税）。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的问题，目前我所思考的结果是，前者是宪政框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位一体，即宪政框架下的有限政府，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法治管理下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的多元文化。而后者是极权主义之下的权力万能。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到现代，其基本逻辑应该在四位一体的框架内设计。就现状而言，有限政府问题尤为急迫。一方面，改革政治体制使之与社会经济相适应本来就是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大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今天中国的腐败、贫富悬殊、信仰危机等问题，不是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而是传统思维主导下，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社会文化这一违背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畸形逻辑所致。
大社会，小政府是有限政府的基本特征，这已经成为常识，但如何实现才是关键所在。《改革的逻辑》中对此虽没有系统化的阐述，但《解决收入悬殊问题切忌转移矛盾》一文的启示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税负过重、通货膨胀、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以及贪污腐败。中国的税收不仅要供养政府，还要供养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智库甚至部分社会组织人员，这一毫无道理的“中国特色”不仅加重了民众负担，而且造就了无数的“准政府”或“二政府”。这一问题不解决，必将演化为官民供养比例危机,而这个危机是引爆革命导火索，埋葬无数政权的火药桶；而通货膨胀以及医疗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的市场化，消灭了无数的中产阶级。可见，让许多本应自谋生路的社团组织从政府中独立出来，“让政府的归政府，这社会的归社会”，这应是作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行业协会的初衷。此外，作者在不同地方提到文化国企的社会效益应优先于经济效益，提到了发展并发挥民间智库的问题，虽寥寥数语，政经社文“四位一体”的全面设计可见一斑。
三、 从“顶层设计”开始
一种价值理念从应然到实然的整个流水线是这样的：先是思想家或者专家学者从理论层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经过无数次的启蒙与争鸣，最终得出“应然”层面的价值理念；再是国士或者智囊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将抽象的价值理念变为具体的制度和体系，并制定出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最后是政治家从诸多方案中选择代价最小者，并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将方案付诸于实践。可见，思想家之文重义理，是对天地万物之应然价值的追求，比如老子之《道德经》；国士之文重谋略，是在洞悉现实的前提下谋划未来，比如诸葛亮之《隆中对》；政治家之文重气势，是驾驭义理与谋略之后的豪迈，比如毛泽东之《沁园春.雪》。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文”的评判，首先要进行“分类管理”，至少能够判断出属于哪个层面。否则，只能陷入文人相轻的怪圈，无助于任何共识的形成。“顶层设计”无疑属于从应然到实然的中间环节。
“顶层设计”虽然最初由学界提出，但其本身只是一种基于实践层面可操作性考虑的方案，而绝非一种新鲜的思想理论。对一种方案的优劣评判，标准只能是其可行性以及在具备可行性前提下的代价大小，而非方案自身的逻辑与价值。这就好比要打开一把生锈的锁，需要考虑的是选择什么样的工具才能开锁，而非所选择工具自身的构造是否合理。卫祥云在关于顶层设计的专文中，也只是讨论了“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而没有探究“顶层设计”自身的逻辑。因为“顶层设计”只是改革的逻辑的手段，而非逻辑本身。至于顶层设计自身的逻辑，则是不言自明的，即要围绕产权、有限政府等主要矛盾，或国企改革、行业协会的分类管理等矛盾的主要方面。
关于“顶层设计”的可行性与代价问题，这是一个不便明说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历史类比来探讨，虽然并不恰当。一百多年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后起之秀的日本后，不仅满清在中原的统治岌岌可危，而且，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彼时，“西学东渐”之下，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是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历史的逻辑是先选改良，后选革命，而且康梁改良的失败成为孙黄革命的免费广告。历史不能假设，这是历史的遗憾，但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远，这是历史的价值。从应然的价值理念看，民主共和当然比君主立宪更彻底，但从代价看，革命的破坏性无疑远远大于维新变法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因为暴力革命在瓦解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也瓦解了中央集权，造成了中国大陆事实上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与军阀战争，而最终的结果竟然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的大拐弯。从可行性上看，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国民党政权，如果没有后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加入，推翻北洋势力统治的“民国”，武力统一中国的任务不一定能完成。相反，如果光绪帝的百日维新从一开始能够打着慈禧太后的旗号，或者在推行过程中，不采取暴力手段挑动“帝后之争”，其成功尚未可知。慈禧太后反对的不是改良本身，作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除非变法危及到自身利益乃至身家性命，否则她没有理由反对变法图强。而维新党人原以为通过暴力政变除掉慈禧太后是改良的插曲，结果却成了片尾曲，此实乃书生误国的经典案例。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就是只有行得通的方案，没有最佳的方案。卫祥云先生多次直言不讳的说，“顶层设计”不是最佳的选择，但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类似之处还有，他认为中国的事情只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绝不是搞“党内民主”和“有限”选举那么简单，必须要对党的领导进行“属地化”改革，从而实现党政分开。“顶层设计”的本质就是寄望最高层，能够拿出勇气和智慧尽快解决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这四个字能写进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无疑是一种进步，卫祥云先生能够将思考深入到“顶层设计”的层面，无疑是一丝曙光。但是，“顶层设计”仍然是图纸层面的设计，而从设计到实践，乃至最终“应然”价值理念的实现，“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更多的人来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