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经济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使命，我们需要以社会公平和遏制腐败为目标，重新构思整个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这是郎咸平新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的最后一句话，却道出了中国经济问题的难言之隐和终极困惑，并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一脉相承，成为社会转型与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所谓“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功夫在诗外”。
从早期的公司治理到后来的产业链阴谋，乃至近年对宏观经济的深入研究，郎咸平始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基于常识的建言这一特色闻名。所幸的是，他的很多观点已经被普遍认可，不幸的是，他的许多良好愿望非但没有实现，而其所担心的问题却一个个变为现实，以致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通过书中触目惊心的数据，不难发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曾被寄予厚望的内需被汹涌澎湃的通货膨胀和住房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所吞噬；曾创造过奇迹的出口，因人力、环境成本的不断增长而难以为继；最严重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令决策层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上左右为难，而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因此，“最危险边缘”的提法绝非危言耸听。
对于身处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郎咸平在直陈问题的同时，对借鉴欧美或者香港的成功经验寄予厚望，并不惜笔墨的介绍了许多具体的做法和细节。但通过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传统社会之下的“现代”经济，或者说“传统为体，现代为用”，这才是最危险边缘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位一体，即宪政框架下的有限政府，公平开放的市场经济，法治管理下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的多元文化，四者内在逻辑一致但却独立运行，后者则是政府主导下的权力万能，或权力保办一切。因此，现代语境下的政府，其本分是提供公共服务并对经济社会进行监管。但是，中国地方政府事实上不但在办经济，而且在办社会，而自身最基本的服务和监管职能，因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越位而严重缺失。
国有企业不但凭借垄断优势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而且拒绝分红；银行成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提款机，不但拒绝竞争，而且拒绝利率的市场化，以致于出现了民间高利贷与官方低利率的“一国两制”；“大跃进”式的投资成为官员升迁和腐败牟利的不二选择，所以许多“三高”项目总是能够仓促上门，许多民生工程总是被搞成政绩工程和腐败工程。而对政府经济活动的监管，在制度层面上，不但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而且竟然是花钱的部门自己监督自己，以致于我们在惊诧于政府采购腐败的时候，工程腐败笑了！至于社会监督，更多来自于微博之类的网络媒体，可这些是技术进步使然，而非制度设计。至于社会本身，许多本属于行业协会或社会团体管理的事情，许多本应问计于民的问题，却处处是政府的身影。可见，中国仍然是权力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经济与社会不过是其延伸而已，而“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大跃进”不过是传统社会所固有的思维的延续。因此，解决经济问题不应是囿于经济本身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改变经济运行的“传统社会”这一土壤。
郎咸平在《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中曾说，无论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斯，他们的思想都是殊途同归，即通过不同途径打击腐败，建立和谐社会。打击腐败的关键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其服务于经济社会，而非直接控制经济社会。中国近年来来许多社会方面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是源于改革本身的推动，而是历史潮流的裹持和科学技术的突破。一旦这些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减弱，中国经济的问题便会暴露无遗。《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正是从这一角度对问题的全景展现和深入剖析。而书中“解决国有企业虚胖问题”，“利率市场化比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在金融领域对民营企业的放开比许多领域对外开放更重要”，“建立预算制度”，“减轻税负，藏富于民”等话题，不仅是郎咸平反复强调的遏制腐败，实现公平的应有之义，更说明改变传统社会下“现代”经济这一畸形结构的重要与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