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转型
之所以对《转型的逻辑》一书书评采用“大家谈转型”的题目，其一可以理解为众人谈转型；其二亦可以理解为谈转型的人都堪称大家，尽管有些人可能并不这么认为。《转型的逻辑》本身是一本访谈录，它的内容比较多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而参加访谈的人由都是各领域的领军或代表人物，因此我必须承认这本书是不同智慧集合的体现。当然尽管是对不同的社会精英访谈，但是他们的观点中仍有很多共识，那就是认为目前国家、社会的体制、框架出现了很多问题必须要转型。
在以陈志武、张曙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江平为代表的法学家及以任玉岭、汤敏为代表的国务院参事等的分析下基本上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目前的外向型、投资型经济模式已经到达瓶颈必须转型；第二公平正义原则在一直以来的效率至上中不断被忽视，现在也必须转型；第三当前中国虚拟经济过旺，实体经济逐渐被挤压必须转型；第四制度转型速度过慢，法治社会的作用没有得到彰显。其实这四个方面只是宏观上的表现，在这四个方面之下微观方面早已经暗流涌动，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都有着极大的威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在重视外汇储备和进出口贸易，在地区及世界经济危机来临之时采取了加大投资的应对策略，正像书中所谈到的凯恩斯主义本无错，只是应该注意其发挥作用的时间和阶段。这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之所以能够避免美国那样的灾难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发挥，实际上只有真正的扩大内需才能将经济体制转到正常、良性的轨道上来，而扩大内需这几年不断地在提及，但是并没有有效的、彻底的推出改革的措施，致使GDP不断地提升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的扩大，民众的幸福感没有在内需上体现出来。书中观点认为所谓“家电下乡”之类的政策只能从皮毛上改善内需的萎靡现状，真正的扩大内需就必须建立共享性经济，让经济的效果和改革的成果普惠到民众的身上，而非单单在一些大企业及富人身上。内需首先就是收入，也就是说没有收入就不可能谈及扩大内需，相应的要有收入就必须增加就业，单纯的资本运作并非是大多数民众的选择。这也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清醒认识谁才是真正解决就业的“能手”？答案就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处于外企和国企的夹缝中生存，这是最为悲剧的事情。要知道中小企业才是国家真正的民族产业，也只有中小企业的大发展才能促使中国市场整个的大繁荣，但是一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点，“国进民退”的错误仍在进行着这对于经济的宏观面来讲不是什么好事，相反它正进一步的加剧着经济的僵化。卫祥云先生的观点我很赞同，他认为要区别对待现存的国有企业，凡是国家战略型行业的国企就应保证国家的直接管控，甚至要采取公务员的管理模式来管理国企管理者，相反凡不是国家战略型行业的国企就应该直接推向市场。这种观点我是认同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具体的行业和管理模式的问题。在处理好“国进民退”的问题后才能有效提升国企竞争力和给中国的市场经济注入活力。在这里，我想谈谈一点关于陈志武先生的认识，陈志武是一位美国的学者他的出发点是否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本书中他谈及的关于国有企业的内容我认为是有欺骗性的。他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但是交予全民管理又不现实，那么可以采取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平均分配给13亿中国公民。这种建议乍看之下非常有道理，甚至充满了智慧，但在我看来这是给投机者以机会，毁灭国有资产的“毒药”。试想想看吧，我们避过操作层面上不谈，就民众对于股份的认识和掌控来说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当年的中国“国库券”、俄罗斯的债券最终的去向都是投机者，在俄罗斯更加清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寡头”，这些人带来的流毒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陈志武难道也想学习他的同行在中国推动又一次的“休克疗法”吗？
公平正义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回避的，对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更是那样，面对经济上的权贵资本家只有下定改革恒心才能解决问题，否则统统是空谈。书中一些观点认为目前不适合追求结果上的公平，关键是经济上的公平即机会上的公平，这种观点注意到了问题所在但是还是回避了公平的最终目的。公平是避免人沦为动物的基本保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改革开放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了社会关系中的指导思想，这直接导致了非利不做、有利就图等功利主义思想，而强势的人和组织将弱势的群体彻底的挤压到阴暗的角落，这些在近几年尤为突出。这充分说明了转型不单单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思想和存在上的，必须将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的贯穿于经济运行机制中去，将税收和国企的利润中得一部分毫无保留的投入到转移性支付中来，全面有效的落实了社会保障。在我看来，公平正义是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对于人的重视就是要有公平的理念，很多社会精英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一种伪善的面孔，他们总能够在媒体上公开表露自己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心，但是一旦谈及公平正义自己的所作所为难登大雅之堂。当前在公平上出现的问题很多，尤以房地产业的例子为主。很多普通的民众买不起自己属意的房子，但是一些所谓的富人却能够买了别墅甚至投资房地产进一步的赚钱。或许一些人也尽其全力的买了房子，但是之后就会产生后遗症，成了不折不扣的“房奴”不仅对于内需扩大造成必然冲击，更加大了社会分层力度积累社会矛盾。实际上公平不在于机会还是结果，因为它们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能分开，只是前者看来是一种绝对的公平，后者则是一种相对的公平。无论哪种公平受到破坏都会造成整体的不公平，至少在当前的体制下是这样。因此必须注意到政治体制的转型改革，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也是有思路的，也有着自己的“轻重缓急”。法治社会的构建到今天也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法治，就像书中观点称市场经济目前的秩序仍然依靠着政府来维持，这样疲于奔命的维持不如通过法律来规制和维持。在我看来当前我们拥有者很多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只是没有能实实在在的贯彻执行，倘若真的能够把制度和法律当做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那么法治社会的建成和制度的转型将指日可待。这就如汪洋在回答关于“乌坎选举”问题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创新只是把已有的制度落实而已。
国家的转型对于这个国家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来讲都是大事，因此需要大家来谈转型，只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进而得到一定的共识才能真正有效的推动转型，否则仅就阻力就可以让转型成为空谈。《转型的逻辑》实际上做出的就是一种逻辑的判断，它勾勒出了一个宏观的蓝图，使转型的重点、难点逐渐明了了起来。不论书中那些“大家”们的意见正确与否都是有代表性的，值得我们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