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评述了文化起源的地理说和人种说，尤其赞赏了“陶尹皮”（今译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关于文化起源的“挑战与反应说”，即环境向人类挑战，人类必须谋所以应之，然后方能产生文化。但他和西化派不同，对西方学理并不抱迷信的态度，在输入西方学理的同时，又能提出不同的观点。比如汤因比将世界有史以来的人类文化划分为 21 种单位，张先生就认为“其中重复之处颇多”，还不如归纳为四部分较为方便：(一)欧洲、(二)小亚细亚、(三)远东、(四)南美。又比如早在五四时代正是自西方传入的德先生、赛先生风行天下之时，他却发表演说大谈科学并非万能的，尤其在人生观问题上更是如此。现在看来这种提法有相当的合理性，可在当时人们对科学疯狂崇拜的时代，他的言论必然遭到猛烈的抨击。著名科学家丁文江首先发难，胡适、陈独秀也与之交锋，从而引出五四时代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论战。从此事件可见张君劢对于西方学理的客观冷静由来已久，正如他对传统文化的客观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