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刘邦死后，惠帝刘盈继位，然大权掌控在吕后手中。吕后继续执行刘邦在位时期的政策，保持了汉初政策的一贯性。
其一，沿袭了“与民休息”之国策，行“无为而治”。孝惠皇帝、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后作为一个临朝称制的太后，在当政之后，并未因自己在与戚夫人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变态心理影响其主持朝政；相反，她却表现出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的胸襟和气魄。这表现在：1．鼓励生产。如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诏令郡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措施，来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又“减田租，复十五税一”。2．修改汉法。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诏令“除三族罪，妖言令”；她还“减刑，颁布赎罪法”；制定“戍卒岁更”的制度；除挟书律。3．她还提倡勤俭治国、严厉治理铺张浪费的风气等等。其二，继续刘邦执政期间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太史公曰：“吕后为人刚毅”。执政期间，吕后遵循刘邦的政策，未对匈奴兴兵，而是采用了和亲的政策。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刚死去阏氏的冒顿单于遣使者送来一封言词极为不敬的国书给吕后，上面写道：“孤偾之君，……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大怒”，欲出击匈奴。朝臣几乎众口一辞：出兵攻打匈奴。然唯有中郎将季布却指出：刘邦当年在与匈奴之战中最终未占得便宜，不得已采纳刘敬的和亲建议，来换取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今歌唫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亦即如今的汉朝军事势力依然不及匈奴，宜继续和亲为上。最终，吕后听从了中郎将季布的意见，赠单于车马作为礼物之外，继续“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以和亲。单于笑纳之，致歉，并“因献马，遂和亲”。这样，汉匈之间及时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灾。
其三，继续重农之国策，有步骤地放宽经商政策。刘邦统治后期，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但打击面过大，挫伤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亦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惠帝、高后时期，虽亦有“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诏令，但朝廷还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解除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朝廷还“起长安西市”，使长安成为汉朝经济活动的中心，亦为长安后来成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奠定了基础。在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和六年（公元前182年），朝廷又分别采取“行八铢钱”和“行五分钱”的措施，运用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进行管理调控，对稳定币值、平衡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完成刘邦遗愿，维护皇室，使自己功名垂世，“吕后克制住自己，不作自行宣布为女皇的安排”。她的目的还是要安定天下，避免动荡所带来的灾难，因为西汉王朝再也经不起战争的折腾了。由此可见，吕后执政的十五年间，是西汉王朝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汉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卓有成效的时期，这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