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看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时候，我对晋商不禁发出由衷的敬佩，但也对晋商的衰落充满遗憾与疑虑。此后也看到一些关于晋商衰落的说法——主要归结于晋商的传统与保守，我感觉难以信服。现在借着《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分析，对晋商的兴衰算是有了一个脉络式的了解。
晋商兴起于明朝中后期的军粮贩运。由于军用物资运输的官方机构效率太低和周转资金匮乏，朝廷将此项任务交由商人参与和完成。一般的做法是商人将军粮等物资运到边关后，换取朝廷发给的盐引，取得贩卖食盐的权利，是为“开中法”。由于明朝的九边重镇多在山西北部及其周边地区，因而山西商人便承担了大量的军用物资贩运业务，由此逐渐发展起来。
晋商兴起的第二次历史机遇是“俺答封贡”。明朝与蒙古在隆庆年间结束长期的军事对峙，转而开通边关贸易，晋商因地利之便，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山西北部的蒙古地区逐渐形成由晋商主导的贸易型集市并进一步发展为城市，如包头。
晋商兴起的第三次历史机遇是清初的大规模西征。由于长时间远距离运送军需物资的需要，朝廷允许商贩随军，发放官方的龙票给予鼓励，甚至加官进爵。
晋商兴起的第四次历史机遇是中俄贸易的开通。雍正年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标志着北方贸易线路的正式形成，中俄边境的自由贸易区——恰克图随即成为新的陆上贸易中心，晋商再次抓住机遇，不断发展壮大。不仅贸易业务不断扩大，而且逐渐掌控了与贸易相伴随的汇兑业务。
晋商兴起的第五次历史机遇是票号的创建。随着陆上贸易的不断繁荣，远距离、大规模、长周期的贸易呼唤商业信用，晋商的票号应运而生，从此晋商由一般的贸易商逐步发展为信用资本，达到自己的历史巅峰。票号的经营包括信托支付、吸款放贷、不同成色银两之兑换等业务，俨然一幅白银帝国的景象。今天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清代叫库伦，康熙时代12家最富的晋商就是城市的主体，号称十二首甲。
然而，晋商与帝国列强的公司相比，有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列强的公司明显有着国家与私人合营的性质，以国家的信用去抵押换取资本，由此可以动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而晋商只是纯私营的民间资本，无法借助国家的力量。更为要命的是，列强的公司运用国家武器从事着最为赚钱的生意——即殖民和战争，大发横财；而晋商却完全没有这一可能。于是，当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被强行拖入帝国列强的不平等国际贸易后，晋商便无可奈何地衰落了。
对晋商最重大的打击是帝国列强的金融垄断。随着中国的不断战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迫使中国从西方的金融机构借款以偿还战争赔款，同时又要求以国家的海关和税收为抵押，并以此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形成强大的金融垄断资本，而中国的本土金融机构被彻底排除在外，晋商尤其是票号的命运由此衰落。
对晋商另一个重要打击是国际贸易线路的变更。战争打开了国门，海上贸易逐渐替代陆上贸易，中俄北方贸易衰落，晋商亦受影响。
对晋商形成冲击的还有一个原因，即币制的混乱。中国本来就是多币制，到了鸦片战争后货币进一步多样化，清末仅银币就有西班牙元、威尼斯银圆、法国王冠银币和丹麦、瑞典、荷兰及德意志铸造的Rixdollar。到了民国，因军阀割据，币制大坏，混乱程度可谓世界之最。在此情况下，硬通货完全掌控在国外金融机构，晋商的汇兑业务已经难以开展。
然而，归根结底，晋商不是晋商自己的失败，而是国家的失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掌控在外国手里时，不论晋商多么精明和能干，他们的命运实质上早已注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