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GDP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现实的另一面：能源超负荷消耗、生态环境破坏、耕地面积减少、贫富差距加大、对财富的畸形贪婪、对生命的漠视、社会加速溃败。还有一组数据可以为GDP提供另一种说明,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2011年89.56万亿，21年增加了58.53倍，美国货币总量同期只增加了1.99倍。
GDP的增长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变化，社会阶层向两个方向不断分化，一是通过在市场经济中合法经营和个人努力，企业家、国企管理干部、知识分子、技术官员、白领中产阶级逐渐从底层民众分离，各自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二是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市场经济边缘侵蚀出越来越大的灰色地带。在这里，权力和财富紧密相连，通过寻租造就出特殊既得利益群体，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也就是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
出于各自的切身利益，根据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各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对现实作出判断，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在他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将中国目前真实存在的社会意见和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这不禁让人感到迷惑，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社会阶层复杂的大国里，如果大家众说纷纭、各不相让，改革共识是否已经消失？中国将走向何方？
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各自不同的利益主张，透过这个新现实，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其内在的逻辑演化。与改革初期相比，最有可能引起社会混乱的极端自由主义和极左派等政治浪漫主义者已经式微，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些可以称之为“负能量”。不希望社会陷入动乱，主张积极推进渐进式改革，用更为公平、公正的权利主张模式，参与权利和利益分配，以保证全社会共享改革成果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可以称之为“正能量”。
绝大部分社会阶层对目前的状态持批判的态度，新兴中产阶级要保卫自己的财产，底层民众渴望基本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方案，更需要公平公正的环境来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权贵资本”似乎不为所动，可覆巢之下的风险，是谁都无法承受的底线。近年来发生在西南的一些极具戏剧性的故事，让人们又一次看到“左倾机会主义”的面孔，危机感进一步加重。
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在网络上聚集在意见领袖周围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民间维权过程中既激烈也不乏温和地守卫自己的财产并向上传递信息；他们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投身公益和其他公共事务，唤醒民众内心的善良，重塑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他们因改革获得的机会，也希望凭借自己的劳动和付出过上富足且有尊严的好日子，这些是改革共识中最具建设性的核心部分。
共识再进化、改革再出发的条件已经具备，社会各阶层基于对现实的批判，表达对改革的期待，各自的主张在核心价值观方面正逐渐重合。有人主张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有人强调秩序与稳定；有人要求尊重私有产权；有人希望增加社会福利。这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分歧，而是对“好日子”的共同描述和期待，通往这个目标的路径则几乎没什么争议：进行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全面改革，加快宪政之路，实现依法治国，社会各阶层在公平的框架内充分参与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邓小平在1980时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好的制度？什么是能让广泛的社会阶层共同参与并不断推动社会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的好制度？也许已经到了给出答案和目标的时候了。共识就在那里，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在更为广泛的讨论和现实参与中实现新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