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法兰克·纽曼，2005至2010年曾任中国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一举扭转了这家在中国20多个城市运营的上市银行的经营困难。至卸任时，终将其打造成一家成功、健康的银行。不过，他的这本《美国的迷思》的思考重点绝非商战，而是努力以中国经济为镜鉴，以一位美国经济人士的专业视角，至而提出美国经济当前必须走出的误区。这就使本书别具意味。
纽曼总结出的美国经济误区即“六大迷思”：一，依赖亚洲国家的资金支持；二，国债“挤压”私营经济的融资渠道；三，个人存款增则国民储蓄长，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率随之提高；四，财政赤字降则国民储蓄和投资升；五，财政赤字为子孙后代带来偿债及赋税重担；六，若不尽快解决赤字危机，美国将步希腊与爱尔兰的后尘。
为佐证美国这“六大迷思”，纽曼不厌其烦地与中国类比。有趣的是，虽然纽曼一方面努力塑立中国经济的“伟岸形象”，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美国效仿中国的融资模式，这样的逻辑确实令人费解。
费解的还有，纽曼对政府投资性拉动给予了难以想象的高度评价。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即当中美两国同时都想修一座可以造福于人的桥梁时，美国常常按照严格的资金平衡方案，更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化融资，中间无论哪一环节出现瑕疵，都可能导致项目的延误乃至夭折。而在中国，只要政府认识到项目的实际价值，融资建设便不成其为问题。
笔者多年从事道路桥梁建设，对此倒是有些切身体会，觉得纽曼先生只讲对了一半，即政府领导人对推动项目的雄心。抓项目、跑项目、建项目，这是当前许多中国地方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普遍做法。为了那些有声势的“大规模”项目，不少地方不仅建立了寻找项目的激励机制，还想方设法把小项目做大。此其一。但实际上，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均面临着共同的困惑，随着可抵押资产的耗尽，融资越来越难。大项目需要更多资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远不能支撑动辄数百亿上千亿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地方所谓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归根结底有两点：继续衍生各色融资平台以及“土地财政”。此其二。
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政府投资项目，并非像纽曼所想象的那样，只想快马加鞭地上，一开始也制定了资金平衡方案，只是因为许多地方项目套项目，平衡方案越做越大，结果窟窿填不胜填。
那么，为什么面临如此大的还贷压力，地方项目建设之风依然长盛不衰呢？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政绩因素强力驱动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考量，即融资对象是国有银行，谁能借到钱，谁就能发展，至于困难，自然是通过国有银行曲线上交。受制于体制等因素影响，银行不可能真正实现对项目还贷能力的正确评估。从这一角度看，倘若地方政府不建立健康的还贷机制，假以时日，政府投资项目越多，银行面临的资金回笼风险就会越大，这绝非中国经济的幸事。
关于政府投资性拉动，历史上美国也确实尝过些“甜头”。为应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政府投资性拉动为重要标志的“罗斯福新政”呼啸而出，此举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美国经济得以走出大萧条阴影的重要原因。但凯恩斯经济理论与美国经济追求的绝对自由主义存在不可调和的严重冲突，注定“罗斯福新政”只能定格在历史的镜框里。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奥巴马亦曾推出过8000亿美元的袖珍型刺激计划，显然，此举并未收获想象中的热捧。
纽曼对美国的国债和政府债券的理解颇值回味，认为根本就不必担心还“债”的问题，因为这些“债”和融到的资金，自始至终处于美国主导的经济体里。此处纽曼回避了这样极其重要的事实，即美元与人民币有着根本区别，前者为牢牢占据霸主地位的国际货币，后者为不可兑换的国内货币，某种意义上，美元不仅仅是美国人的货币。
不妨回顾一下美元的“发展壮大”史。1971年，尼克松总统断然剪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脐带”，告别曾由美国牵头打造的“布林顿森林体系”。告别“金本位”到底是好是坏，经济界至今莫衷一是。而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作为国际通用货币的美元，发行量从公开走向了地下。也就是说，美国到底印发了多少钞票，从此只有美国知道。或源于这些原因，近年来，每当经济出现麻烦，围绕金融货币的“阴谋论”总会甚嚣尘上，《货币战争》、《金融战争》等书籍的热销便是最好的例证。
纽曼出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时，正是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我们无法因此断定纽曼到底与美元曾经的“异动”有怎样的关系，但可以断定的是，美国国债与政府债券的发行多寡，美元的升贬值，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绑架的还有全世界，比如中国某地的一名普通车间工人。
纽曼对照中国反思美国，我们也不妨借此好好反思一下中国。比如纽曼极力推崇的政府性投资如何才能戴上健康的“头套”；能否给地方举债设条安全红线，确保经济的健康运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