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生教授新书《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1]的编辑之一，从读完书稿的第一时间起，我便开始向所有认识的朋友大力推荐此书。当他们问我，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位博学、理性、务实、睿智的国士的国策之作。”
在中国这样一个两千多年来道统为大，近代以来又饱受革命理想主义浸淫的国家，每当认知混乱，共识破裂时，清流或者公知们或过于理想，或过于极端的主张和想法，不仅很自然地受到民众追捧，而且更容易被政客们操纵和利用，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治乱兴衰的重要推力。但是，当我们读懂历史的逻辑，真正深刻地认清这个时代，并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去审视现实的时候，便不得不承认，中国从来最需要的就是像华生这样只做“机制设计”一件事，在改革备受质疑责难时仍呼吁“双轨制的改革战略不应放弃”的智者。
一、“机制设计”——中国改革最需要的理念
张维迎教授在新书《什么改变中国》[2]中指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理念和领导力。此处的理念应是用市场的逻辑取代强盗的逻辑，对此我非常赞同。然而，市场的逻辑怎样才能取代强盗的逻辑，产权经济如何才能取代职权经济，从而最终迎来民权时代？显然，这需要更高一个层面的理念，我认为这个理念就是“机制设计”。
诚然，理念应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价值或观念，比如自由、平等等；而“机制设计”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东西，还算不上是理念。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变法或改良的大拐点，绝大多数却都以失败而告终。相反，暴力革命却屡屡成为改朝换代的终南捷径，以致于“国人惯于向暴力低头，但却拙于制度改造”，在潜意识里成为中国历史始终无法走出治乱兴衰周期更替的“理念”。可见，“机制设计”从来就是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短板，将此作为改革最需要的理念再正确不过。
在改革陷入困境的今天，中国出现了多种社会思潮的争鸣[3]。虽然，这些社会思潮大多都是舶来品，也很少是今人的创造，更重要的，没有一个能够独自解决东西方国家遇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争鸣的本质最终竟然还是归结为中国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融入世界这样一个古老的话题。更可悲的是，争鸣经常会上升到“阴谋论”、“爱国与卖国”的高度。从明清开始就被世界甩在后面的中国，在精英阶层中竟然出现如此低级的“争鸣”，这除了说明部分精英的犬儒主义特质外，更说明中国时下最缺乏的理念，恐怕还不是市场的逻辑，也不是民主自由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这个国家走上正轨，让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真正告别革命。如果没有“机制设计”这个理念，市场经济也好，民主自由也好，只能是些遥不可及的口号。
华生从当年提出并推动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变革[4]的实践，到近年来关于党的建设、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的研究，其着眼点无一不是“机制设计”。比如，“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内民主”，“腐败源于党政不分的干部管理制度”，“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应该是淡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确立规划权，均分收益权”，房地产的问题还在于制度失当”，“农民工市民制是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等。正因为华生这些基于精英政治的制度设计，以致于有人将他喻为当下的杨度。
从共同推崇精英政治的角度将两人进行类比，显然没有丝毫意义。正如华生在书中所说，“古今中外人类历史恐怕从来都是精英政治，不同的只是精英集团相互的关系，以及权力精英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回应民众以及他们被制约的方式”。当年杨度究竟是为了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而支持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还是为了国士无双的地位而逆历史潮流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洪宪帝制”失败了，杨度为此而背书，但华生的一个个“机制设计”，已经推动并将继续推动中国改革在正确的方向上向前走。从这点上看，华生可能还没有杨度有名，但却比杨度成功，无论对本人，还是对国家而言。
改革的锐气正在丧失，改革必须凝聚共识。改革需要凝聚的共识有很多，比如，“建立朝野共识比推动左右共识更加重要”，“市场经济和双轨战略是改革成功的基本原因”，“中国模式可以有但还没有”等等。透过华生在书中明确指出的这些具体的共识，不难发现，中国改革最迫切的共识恰恰是改革本身，即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正如华生所说，“改革不在于目标模式，而在于明确方向”。真正的改革应该是重拾求真务实的改革精神，直面问题，通过机制设计去解决具体的问题，让改革不断向前走，而不是在一大堆的口号或者主义的争鸣中贻误改革或者寻找借口拒绝改革。
诚然，解决问题没有争论主义那样激情澎湃，机制设计没有指点江山那样意气风发，但是，对于一个经济学家，理性和务实恐怕是最优秀的品质了。比如，中国的左右之争，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外，因事实上夹杂了太多的私货而超出了理论争鸣的范畴，是典型的鸡和鸭讲，因此很难甚至不可能达成共识。但是，朝野共识或者说社会共识，因为存在着共同的、可预期的甚至可量化的利益而比较容易达成。再比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在于先预设一个美国式的或者新加坡式的模式再去改革，而在于有没有勇气，是否真心实意的去改。如果改革的方向明确了，怎么改很可能不是问题。因为改革的基本理念，也是改革的具体过程，从来就是通过“机制设计”，纠正制度缺陷进而解决问题的一个历史过程。
二、理性务实——“机制设计”最优秀品质
未来从来不是人为地设计出来的，社会自有其演变的逻辑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制设计”既不能包治百病，也没有好坏之分，而只有适合或者不适合、正确与错误之别。正确的“机制设计”，既不能落伍于时代潮流，也不能超越本国国情；既不能迎合大多数，也不能服务于极少数；既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也不是重复的换汤不换药。所以，正确的“机制设计”，首先需要的是设计者博学、理性、务实、睿智的优秀品质。
华生推崇渐进式的改革，他的每一个“机制设计”，始终从国情出发，但不要误以为华生不懂、不爱普遍性价值。读懂书中附录文章《中国改革十年，反思与前景》关于产权、政权、民权的逻辑关系与历史演变，始知华生对中国国情理解之深刻；读透华生包括双轨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以城乡统筹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等一个个“机制设计”，方知华生对普遍价值期盼之热烈。相反，今天有很多公知，要么还在用三四十年前的思维模式排斥普遍价值，让人感觉很傻；要么，用四五十年后的美好愿景在启蒙，让人感觉很天真。这就是无双国士和一般公知的区别，前者博学睿智而慎言慎行，后者坐井观天而孤芳自赏。
我不知道华生是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但是，从书中他的许多观点不难发现，他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既不属于主流，也不属于非主流，而是一个另类。比如，在埋葬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的今天，华生却掷地有声地说，现在世界经济，从来都是政府加市场的混合经济。因此，要邓小平不要凯恩斯只能是一厢情愿。比如，华生在书中多处表示，形势比人强。1979、1989年搞政治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因为当时计划经济刚刚结束，并没有形成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政治改革没有普遍对社会基础，而现在，经过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到了讨论和起步的时候了。再比如，当政治改革的呼声似乎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华生却冷静地指出，“不同人群的改革诉求不尽相同”。
华生的观点从来就是这样的理性和务实，以致于有时候感觉到少了些激情。比如，在流行用“股市赌场论”批判人性贪婪的年代，华生却说，人性几千年来从来如此，股市的问题不在人性本身，而在于制度缺陷；比如，当“中国模式”的追捧者和批判者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华生却说，中国模式可以有，但，还没有。华生说，中国的希望，在于民族整体理性。是的，对一个理性欠缺，拙于制度创新的民族，精英阶层少些激情，多些理性，正是民族整体理性的关键所在。
三、“双轨战略”——中国改革最不坏的战略
“机制设计”，哪怕是好的设计，只是改革的基本内容，而再好的内容也是不可能自我实现。因此，改革能否成功，还取决于改革的战略是否正确。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单看“机制设计”，青苗、募役、方田均税等具体制度的设计是完美无缺的，而且在风险预警和控制上，还采取了局部试点成功后再向全国推行的审慎步骤，但变法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战略不当，即没有采取妥协渐进的保守战略，而采取了直接触犯地主和官僚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激进措施[5]。可见，“机制设计”与战略选择是改革的双翼，改革要取得成功，二者缺一不可。
华生认为，市场经济的机制设计和双轨制的改革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基本原因。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仍要坚持双轨制的改革战略。双轨制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妥协、渐进的战略，选择这种战略，无需讳言，对许多通过不合法、不合理手段获取的利益采取的是一种默认甚至保护的态度，比如，对许多企业家的“原罪”问题的不追究，对有些官员的灰色收入甚至轻度腐败的默许等，这里，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才是王道。然而，这里的中庸之道更多的被用在了权术之中，在整个民族的基因中，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公的极端主义。因此，在这样的土壤中，双轨制一直是饱受质疑的，翻开我们的历史书，不主张革命的改良是抱残守旧的保守，不采取激进措施的改革同样是不彻底的保守。但是，无论从改革的成本，还是社会总财富的角度，双轨制战略都是最不坏的选择。它首先承认、保护既得利益，因此，避免了激进改革，甚至休克疗法对秩序的破坏。改革一旦失去了可预期、可控制的秩序，必然会走向失败，甚至引发革命。其次，双轨制通过转化存量，最终将存量变为增量。从社会总财富的角度，双轨制做的是加法，而激进改革或者革命，做的则是减法。
因此，在一个缺乏妥协与宽容基因的民族，在改革锐气不断丧失，改革备受质疑和责难的当下，仍敢发出“双轨制的改革战略不应放弃”的呼声，我们不得不佩服华生的理性和沉着。然而，无论机制设计，还是双轨制战略，都是在改革的过程发挥作用的。如果真如吴敬琏先生最近所说的，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最近愈演愈烈的中日领土争端和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那么，改革将会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但是，改革和所有事物一样，越是险象环生的时候，越需要理性、务实的声音和冷静、乐观的态度。诚如华生最喜欢说的：
“我对改革持乐观态度！”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1] 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东方出版社，2012年10月。
[2] 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中信出版社，2012年7月。
[3] 马立诚在《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一书中，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新、老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等八种。
[4] 指价格双轨制改革、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权分置改革。
[5] 当然，王安石变法有特点的时代背景，一种说法是宋神宗为了尽快的富国强兵，结束和辽国的“岁币”外交，因此，不可能给王安石足够的时间，采取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但这一点，不妨碍对变法战略失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