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由来已久，1999年第12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温铁军的文章《“三农问题”：世纪末反思》，这被认为是将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概念首次以“三农”这个词统一表述出来，就此“三农”问题的概念广泛传播开来。提起三农问题，大家的第一印象一般是沉重。虽然经过多年治理，但到今天依然问题重重。
一、三农现状
2000年初，湖北省的一个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上了万言书，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直到今天依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也就是在2000年底，一本叫《黄河边的中国》的专业书籍引起了三农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随后，于建嵘则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一些地方的农民有组织反抗的严重问题。那么在陕西， 2003年7月20日《华商报》刊登的《陕西三农民自杀调查 缘何让生命如此脆弱》也震动一时，讲述旬阳县几位农民相继因交不起税而自杀，让人悲愤的是，自杀喝的农药也是赊欠来的。
翻开那一段的新闻报道，农民负担绝对是一个高频词语，多少农民为此而进京上访，还有的不惜以自杀甚至更为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粮食生产不断下滑，农业结构调整缓慢，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收入增长连年缓滞而负担沉重，农民进城务工壁垒森严且工资多年不涨，一时间“三农”问题有积重难返之势。那么到今天，三农问题有改观，但固有的几大问题依然没有根本性突破。
一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基本上这些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3.3：1左右，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有所下降。陕西农民收入一直在全国处于倒数行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2002—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超过4：1，这两年有所回落，2011年陕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824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028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63：1，农民收入水平达到全国的72.1%；相对水平有所提高，但绝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949元。
二是农业生产水平低。由于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在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基础上，要实现现代化农业，难度可想而知。目前中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约为5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入世十年来，农产品贸易呈现全面逆差，2011年我国农产品出口607.5亿美元，进口948.7亿美元，贸易逆差为341.2亿美元，同比扩大47.4%。大宗农产品呈现全面进口的态势，像大豆，国产1800万吨，进口5200万吨；棉花，国产650万吨，进口356万吨；食糖，国产1000万吨左右，进口300万吨；小麦、玉米原来一直是出口国，现在也开始净进口，2011年净进口300万吨；畜产品进口逆差也在不断扩大，2011年贸易逆差增加5成；现在只有蔬菜、水果、水产品是净出口。
三是农村发展水平低。专家的估计，农村的发展水平与一般城镇相差约20年左右，农村正在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和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问题严重，5800万留守儿童考验执政智慧。农村目前正面临严重的衰败危机，中国每天大约要消亡50多个村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2010年一本名叫《中国在梁庄》的书引起了强烈反响，书中所描述的农村衰败现状确实让人沉痛不已。不仅如此，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秦腔》，还进一步提出了农村传统文化断裂的可怕现状。
二、历史根源
三农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状，需要正本清源，大体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基础确实太差。外国人常说上帝是公平的，但2005年中国三农专家到南美考察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上帝不公平。巴西和中国面积差不多，但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流域，即亚马逊河，这条河流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冲击平原，至今为止，巴西还有1/3的土地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现有的土地不仅支撑了国民对农产品的需要，而且已经让巴西成为世界最为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而中国，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10，而且大量为中低产田，耕地面积还不如国土面积仅中国1/3不到的印度多，而且一年一熟或两熟地域多，南亚却可以实现一年三到四熟。所以，2008年我随省政府经贸团到泰国时，人家介绍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说泰国从来没有饿死人的事情，因为粮食从来都很容易生产。再想想中国，那一个王朝最后的灭亡不是伴随着无以就食的农民？可是为什么中国这么差的地方却养活了这么多人？两条原因，一是清朝的摊丁入亩使人头税免了，迅速出现人口膨胀；二是南美传来的玉米、红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解决了粮食问题。
二是自我积累需要。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的积累从来就是血淋淋的，尽管今天的发达国家道貌岸然地推销着市场经济理念和民主体制，但谁能否认，他们当初的起步就是以大规模地杀害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掠夺那里丰富的白银资源而起家的？后来又通过对非洲的瓜分获得丰富的黄金等矿产资源和黑人劳动力，并进一步通过对亚洲的瓜分获得丰富的工业原料和工业品倾销市场，否则工业革命的产品卖给谁？但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殖民政策已经在世界上不可能了，怎么办？这就是”自我剥削“以实现原始积累，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提取大量的农业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大幅度压缩工人阶级的生产消费水平，提取更多的工业剩余价值。那么建国初30年农民通过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奉献的原始资本积累约为6000亿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一五”工业建设成就远超旧中国的100年，但其总投资才766亿元，就折合黄金约7亿两。
为了实现新中国迅速工业化的目标，国家被迫发明了两项制度，一是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也就是农民的产品必须卖给国家的供销系统，农民需要的工业品再通过供销系统供给农民，这样才能顺利实现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二是户籍制度，1958年1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91次会议通过《户口登记条例》，从此城乡二元体制形成，这样可以防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快速大量流动，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食品供给压力，更好的加快工业发展。现在我们就可以想像，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一分外债，却形成了基本齐全的工业化基础，靠的是什么？就是二元体制，应该说二元体制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最近的研究又表明，正是因为毛泽东拒绝外债，才让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陷阱没有在中国产生，因为拉美陷阱的源头正是贷款时利息相当低廉的发达国家资本，而后期的利率变化和汇率变化却让发展中国家吃尽了苦头，从此一蹶不振。
三是体制壁垒森严。城乡二元体制历史有功，但毕竟不是历史的产物，到了一定程度还不放开，那就成了单纯的剥削工具。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二元体制的弊端不断显现，最大的问题是一味地从农村提取而不反哺，导致农村衰败严重。当前通过城乡二元体制至少对农民实现了四种剪刀差的剥削：除上述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外，第二个是城乡劳动力价格剪刀差，城里的劳动力必须有社会保障配套，而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只有工资没有保障，还要交各类税费，据测算全国一年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差在3000亿左右，也就是说正是靠着这3000亿才支撑起在世界闻名的中国血汗工厂，否则你就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么低的代工利润率只有在中国可以生产。第三个剪刀差是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这个更狠，靠着农村集体用地必须征用为国家建设用地这个规定，全国各地一年从农民的手中夺取的土地价格差大约在2万亿左右，全国土地财政一年超过3万亿，大多数是从农民手里获得的，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个地方政府会热心于经营城市，因为经营城市的核心是倒卖土地换取财政收入，也就不难理解各地的拆迁征地过程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暴力事件，而农民的反抗又是那么的极端！因为在强大的政府机器面前，农民除了极端的反抗还能采取什么办法？第四剪刀差是城乡金融存贷差，各个设立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完全沦落为掠夺农民资本的抽水机，全国每年的农村贷款大部分被提取到城市，用于城市扩张和工业扩建，而农民发展生产需要的小额贷款却贷款无门。有专家对此估计，全国一年从农村抽走的资金约为6000亿元，被称为三农大抽血。所以，为什么农行上市必须由国家强制规定，贷款的30%必须用于农村，而邮政储蓄银行为什么又要被定位为城乡小额贷款银行，因为农村的金融已经无法支撑农村的进一步发展。
四是制度成本转嫁。本来农村的情况已经很差，但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度改革，又最终转化为农民头上的沉重负担，农村人形象地称之为“头税轻，二税重，三提五统无底洞”，这个头税是国家的农业税，征收比例仅7%；而二税则是各省的地方税，也有限；但县以下的各种收费不仅名目繁多，而且数额巨大，最终形成的局面就是农民负担异常沉重。因为分税制以后，中央掌握了60%的财力，而地方只剩下40%，既要养人，又要干事，所有的负担最终只能转嫁给农民。于是乡村政权的基本工作在这一时期只剩下“刮宫流产、催粮要款”，前一个是计划生育，属于一票否决的硬性政治任务；而后一项则是乡村干部的自身生存保障，否则干部也过不下去。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乡镇企业全面出现危机，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在此压力之下，农民被迫大量进入城市，“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由此形成。在这一民工潮中，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尽管正是民工潮的涌入，才造就了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中国制造的腾飞，但一些城市为防止农民“盲流”的涌入，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使用堵、卡、罚、遣等手段，其场景至今让人触目惊心。
三、化解演进
三农问题的化解是伴随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而逐步推进的。大体经历过以下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的体制突破期。家庭承包全面经营制度全面推行才三年，到1984年的时候，农民出现了卖粮难。这在过去多少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粮食一直是不够的，由这个侧面就可以反映出家庭承包经营激发了农民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但问题出现了怎么办？那就是打破统购统销制度，允许农民自卖余粮；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副业也出现了过剩，于是又允许农民进城卖农副产品，但前提是自带口粮，因为城市无法给没有粮本的农民卖食品。新的问题进一步出现，农民开始用多余的农产品搞加工，社队企业发展起来了，国家及时松绑，并规范为乡镇企业，于是全国遍地烽烟，有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之说，历史定名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突然崛起，进一步印证了农村生产力在体制因素破解后其潜力是无限的，也进一步印证了农村的改革完全是农民一手推动的。在乡镇企业起来后，出现两大经济现象：一是短缺经济开始消失，大量的生活日用品都由乡镇企业生产出来；二是第一次民工潮形成，其基本特征是“离土不离乡”，也就是大多在家门口的乡村企业里半工半农，到90年代时，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竟然达到1亿多人。
第二阶段：90年代的矛盾激增期。自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开放进程明显加快，三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城市私营经济全面崛起，国有企业也开始转制，由短缺经济导致的企业发展黄金期结束了，在市场竞争不断激烈，国企、外企、私企不断逼近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矛盾集中暴发，产权不清、职业经理人制度难以建立、企业发展水平较低等因素全面暴露，积重难返。到了新世纪，春兰陨落，大概可以视为传统乡镇企业命运的一般终结，曾经耀眼的乡镇企业“苏南模式”后来一度成为“弯路”的象征。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出现了分税制改革，前面已经提到，最终成本也转嫁到农民头上。加之农产品价格则多年低迷，农资价格不断抬升，农业效益大幅下滑，可以说，90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内外交困，农民有走投无路之感，最终被迫开始了大量进入城市，“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由此形成。
第三阶段，新世纪的全面化解期。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和研究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胡锦涛首次提出，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7日至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胡锦涛、温家宝作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重中之重，由此拉开了新世纪“三农”工作突破性前进的序幕。然后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年出台1号文件，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个三农理论和政策体系，“三农”问题今非昔比，甚至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最大的变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从城乡割裂到城乡一体，研究“三农”问题的路径已经从技术层面转向制度层面，推动“三农”工作的方法从单一转向综合。国家对于农民的政策已经从减负转向增收并进一步推动城乡居民平等，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等不公平的现象正在消失，农民的国民待遇正在全面落实；国家对农业的政策从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到发展现代农业再到“三化同步”，无论是在理论认识层面还是政策举措层面均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政策不断加强；国家对于农村的政策已经置于城乡一体的大视觉下，大力推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在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鼓励农民有序进城。
四、未来展望
在回望“三农”历史进程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已经走出最为困难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的压力依旧，但“三农”的未来却可以透过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憧憬，我个人的思考如下。
一是中国农业前途中性化。尽管各方面专家对中国农业的未来描绘了很多，但一个基本的国情不可改变，这就是人多地少。因而，我赞同黄宗智先生的观点，中国农业的出路必须要推动小农经济的新生，其前景将会是以小型农场或小型家庭农场为主，呈现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特征。但我对中国农业的前途问题还想描绘得再多彩一些，这就是在中国地域广阔且区域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模式会多样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形式会在大部分地区继续存在，经营规模的增长也会有限，但也不排除小农经济的加速分化，一些传统的非主流经营形式会崛起，比如东北、新疆的大农场，在农产品的商品化供应方面地位会更突出；一些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完成之后，农业的规模经营也会发展起来，而且可能是名义上的集体化；还有最适合资本介入的畜牧养殖产业，可能面临农户大量退出的境地，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代表；还有一些地方的家庭农场会发展起来，出现数量有限的中国农场主，尽管其规模会比我们传统概念上的农场要小得多; 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来统一经营甚至是加工销售的局面会发展，但要形成真正的统一经营恐怕还需要继续期待，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局面还需要时间来不断改进。但可以预见一点，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会越来越高，比如蔬菜、水果。
二是中国农民未来主体不必过分担忧。明天谁来种地？这是最近非常吸引眼球的新闻标题，但我感觉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必须搞清楚谁是中国农业的真正劳动力。我觉得，社会各界应逐渐改变对农村劳动力“386199”（妇女、儿童、老人）的概念化认知，因为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妇女、儿童随青壮年劳动力一并进城的情况正在不断增加，农村的老年化、空心化更加严重；其次，近年的中国农业劳动力其实主体是农业机械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凡是能够机械化的地方，机械已经完成了最为主要的农业劳动，凡是有条件的地方社会化服务也在加快覆盖。也正是因为这样，繁忙的三夏、三秋景象不复存在，老人才能在农村负担起农业生产的任务，而外出务工的人也可以在年中不再回来；再次，农业现代化的主体一定是年轻人，特别是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农业产业，如现代畜牧业；而以返乡务工青年、返乡大学生为主体的一批年轻人正在带来农业的新希望，当他们选择回到农村的时候，就表明了农业将成为其人生的事业而不是老一代农民的基本生存手段，也就注定了他们必将扛起现代农业的大旗前进，他们的数量不必很多，因为也不需要很多，但作用却会越来越突出。
三是农村城镇化可谓真正的隐忧。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首次越过农村人口，也就是城镇化率越过50%。由此，我不由得想起《三农中国》(第12辑)中，温铁军说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声疾呼加快城市化，可现在城市化快了，他却怕了，为什么要怕，因为怕乱了；贺雪峰则是算账式的苦口婆心，也说不要过快的城市化，因为盲目的进城农民会更穷；两人都提到，一味的加快城市化，贫民窟的出现几无可免，对社会的稳定会造成重大隐患。中国今天的城镇化，至少有三大隐忧，其一，贫困群体的恶性循环，即低收入－低教育－低就业－低收入，而且中国阶层的分化与优势阶层的固定，会让低层群体上升的难度不断增加；其二，农民进城的贫困化与封闭化，即农民在城市的工作层次大多是低技术低报酬的，无法支撑城市的生活成本，而心理上被城市人鄙视的情节将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与融入，甚至产生隔阂；其三，城市土著居民与新迁入群体的融合问题，这在珠三角部分地方已经因为经济利益问题引发激烈的群体冲突，成为城市管理的新课题。由此，可以看到，在风起云涌的推动农民进城过程中，多是政府的劲大，而农民似乎无动于衷。现在围绕农民进城，在制度方面给予了过多的批判和建设，而恰恰忽略了作为进城主体的农民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他们想不想进城？有没有能力进城？多数情况下，农民非不愿也，而不能也。因此，要特别汲取农民进城的法国经验与拉美教训，让农民有准备地进城。
而巴黎骚乱又在警示，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平等问题将很可能成为更大的城市隐患。巴黎骚乱主要发生于郊区的北非移民区，主要参与者几乎全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法国对北非移民的政策不可谓不优厚，因而有“移民天堂”之说。但即使如此，移民仍是法国的贫穷弱势群体，文化层次低，社会地位不高，移民聚集区管理不善。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他们的对比对象是流入地和流出地，因而总有一种比原来强多了的感觉，往往还有着被收留的感恩之情；但移民的后代则对比的是自己的现实和法国主流社会现状，于是总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屈辱、歧视、挫折和失败心理，甚至是绝望，最后导致严重的对立情绪，最终因为一个小小的事件引发大的骚乱。目前，中国的农民工子女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艰难成长，他们难以享受教育、就业等城市公民待遇，又难以回到原来的农村，已经成为没有家园可依的“无根之族”，待他们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总之，中国的“三农”问题，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其庞大的历史体积需要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进程中，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落来逐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