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纷繁，人们在历史的记忆方面，往往想以简洁明了的提炼性语言来标记，这种标记固然提纲挈领，但却让曲折的历史过程不再有血有肉地鲜活呈现，甚至是干巴巴的概念。如果翻开关于某段历史的详细描述，往往会让人吃惊不已，因为历史远比我们想像的样子复杂得多。就像手头这本《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所描述的，那在历史书上短短几行就一带而过的抗日战争后、解放战争前的国共关系史，在现实中却是那样的复杂多变，也远远超出一般的意识形态概念。
一般来说，美国是支持国民党的，而苏联是支持共产党的。但翻开历史的详细记录，苏联支持国民党的程度远甚于共产党；而美国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共产党给予排斥，甚至还为共产党提供了帮助；在抗日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甚至触手可及，最终却彻底决裂，让人感叹不已。
1944年，在欧洲反法西斯局势基本扭转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同时看到了日本即将失败的前景，开始为战后的国家命运进行谋划。从国民党方面看，他们自然以国家拯救者的身份自居，想以抗战胜利者的姿态一举完成国家的统一；而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的共产党自然也在憧憬战后的政治地位，特别是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让国民党狼狈不堪，让共产党信心满怀，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构想，已经远远不是追求共产党的地位合法化、保留一定军队的政治诉求了，而是共产党要全面参与国家政治。
随着苏联的出兵东北和美国两颗原子弹的投下，日本帝国终于投降，国共两党对日伪区和沦陷区的接收竞争随即开始。这时，踌躇满志的共产党遭遇了严重的挫折，美苏一致表示，战后惟一的受降方是国民党；更要命的是，在共产党不知情的情况下，国民党与苏联签署了条约，以承认外蒙独立和出让东北部分主权为代价，想换取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和对共产党的限制——这一条约的签订，随即让共产党在东北的形势空前恶化。（由于中苏条约的签订，明显不利国家主权，特别是要承认外蒙的独立，有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聪明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及时辞职，把职务“让”给了王世杰，后者在苏联的催促下无奈地赶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前一天签约。）1945年的国共谈判即在上述背景下展开，可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使共产党只能在无奈的低谷中接受了苛刻的谈判，其能提出的条件又只能回到过去的政治地位合法化、保留一定军队和解放区自治。
然而历史却是复杂多变的，就在共产党遭受同属共产阵营的苏联的切实伤害时，美国也给予了国民党切实的伤害，要求国民党对政府进行改组，推进民主化进程，否则不能提供有效援助，这一要求直接让国民党陷入政治上的被动，不仅共产党掌握了有力的抗争武器，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也活跃起来，向国民党提出了政治诉求，国民党内部则陷入严重的争论与分裂。于是，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国共两党都从各自的盟友那里遭遇到一次结结实实的政治伤害，反过来，又都从各自的意识形态的敌人那里拿到一笔不菲的政治红利”。在此背景下，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用美国提供的“政治武器”向国民党提出了挑战，并使后者被迫做出了至少是表面上的让步，宣布同意宪政的尽快施行，并放弃一党专政，但随即遭到党内的反对，连表面的文章也做不下去。
政治是实力的较量，表面的让步并不能使国民党放弃真正的专制思维，党国一体，中华民国在国民党方面看来就是本党创造的，绝无主动交出的可能；更要命的是，随着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形成，国共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的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美、苏的介入，让局势更为复杂。当时政治角力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在政治民主化上，国民党坚持认为现在还不到实施宪政的时候，要按孙中山的遗言继续实行训政，逐步向宪政过渡；在军队国家化上，共产党基于以往的教训，断然不敢将军队贸然交出，否则有可能再度濒临覆灭的境地，必须要等政治民主化后才能将军队交给国家，而不是交给当时的国民党独裁政府。表面风光的中间路线一度非常活跃，一方面要劝国民党实施民主，另一方面劝共产党交出军队，然而，一切归根结底要靠实力说话。国民党最终认识到，如果不能从军事上给予共产党实实在在的教训，甚至是在军事上完全击败共产党，则政治地位无法稳固；在另一方，共产党也意识到，不对国民党的咄咄紧逼给予有效的反击，甚至是战胜国民党，则政治地位亦无法体现。所以，当英明一世的美国人马歇尔来中国调停国共矛盾时，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组织国共双方谈判的所有成果只是一纸空文，一切要以战争的结局来说话。所以，马歇尔最终醒悟过来时，便迅速的抽身了，静静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战争。随着战争的逼近，中间路线也完全破产了，国民党不再给他们任何的生存空间。第三次国共合作最终没有成为现实，似乎就要实现的联合政府也最终没有可能去实现了。
那么，《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书腰的一句宣传语——“谁能相信，中国曾经离宪政如此接近！”，注定只是推销图书的美丽噱头了。那时的中国，何曾与真正的宪政谋过面？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