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基层的声音更实在，这是我坚信的一条基本常识。所以，当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李昌平先生再次出版三农的新作时，我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然而，阅读的滋味并未如想象那样美好。从书名上看，十年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是因为向朱镕基总理上了万言书，而《再向总理说实话》书名的因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此书是否是向温家宝总理的上书？而且，当作者一如既往的作为一个批评者出现时，那批评的角度与尺度也是值得探讨的。
作者将农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追求技术和劳动密集效益阶段，特点是主要农产品相对短缺、增产与增收同步，发展目标是追求量的增长，发展政策应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经营方式为小农家庭经营+合作社；第二阶段，追求价格效益阶段，特点是主要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增产可能不增收甚至减收，发展目标是追求农产品的品质和价格提升，发展政策应是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经营方式为农民村社共同体+合作社+集体企业+农户+农工；第三阶段，追求市场效益阶段，特点是高度发达、高度竞争+全球化，发展目标是打垮竞争对手、追求稳定市场份额和定价权收益，发展政策应是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政府补贴，生产方式是订单农业+村社共同体、龙头企业主外+合作社主内。
作者关于改革三十年三农政策得失的评判，即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出发进行对照检查，最终的结论可归结为一句话，即三农政策始终落后于三农的时代进程。作者认为，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就进入第二阶段了，政策却还一直停留在第一阶段。众所周知，中央直到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才做出关于农业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判断那时的中国农业整体进入供需基本平衡阶段，开始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那么依照作者的观点，中央农业政策至少晚了农业实际发展状态十年以上，果真如此吗？
作者对1993—2002年十年间的农业政策批判，同样基于上述论断，即在农业的第二阶段依然采用第一阶段的政策，甚至一些政策与农业发展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比如，作者批评政府不允许农民发展合作金融，可是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风风火火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不是农村合作金融吗？只是在运行已经充满风险、管理问题日趋严重的时候，中央被迫下决心做出决定，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至今其遗留问题还没有处理完。
作者批评当时农业经营体制的垄断回归，更无法站住脚，至少种子、农药、化肥的经营先从供销社系统放开到农业三站，又进一步放开到个体经营，直至完全放开；而粮食的经营体制，虽有封闭运行、顺价销售的政策，实际上却没有执行，粮食收购依然是多主体运行，农民的粮食主要是卖给了粮贩子，而不是交给了国家粮站。
作者还批评对村社企业进行了强制改制，导致集体经济削弱和共同富裕的落空，这一批评同样也有问题。村社企业的改制可以说是在已经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必然做出的路径选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迅速由短缺经济步入相对过剩，主要工业产品的销路开始成为问题，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差、产品质量不高的村社企业受到市场挤压是必然的结局，不改制就无法继续生存，多少曾经的明星村社企业正是在改制的迟疑中沉沦，而那些走出来并壮大起来的村社企业正是因为改制的成功。
作者质问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30头猪+30亩地=万元户”，而20世纪90年代“30头猪+30亩地=千元户”，农业的效益那里去了？对此，我只能说，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农业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必然要下降，在农村人口不减少甚至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农业问题在农业内部是无解的，人均效益注定是要下降的。故而，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成为一般共识。更何况，上述的描述并非事实，“30头猪+30亩地=千元户”只是个别时候才会存在。
作者批评政府不给农民村社共同体的企业贷款，实际上那时的金融企业已经饱尝村社企业贷款的恶果，诸多的呆坏账回收尚不及，何敢发放新的贷款？至少农业银行的基层经理，吃尽了村社企业贷款的苦头，以至于今天还心有余悸。所谓的龙头企业贷款优惠政策，同样大量停留在政策层面，依然面临贷款难的问题。
等等。
我虽然倾向于认为1993—2002年十年间是农业比较糟糕的阶段，也赞同作者指出的这十年间农业的主要问题，如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农业效益低下，对农民的歧视政策和外出务工的种种限制。但愚以为，批评应有合理的角度和适宜的尺度。关于这十年间农业问题的反思，不应就农业论农业，而应站在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角度去分析，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认识三农问题；也要注意批评的尺度，不能过度的政治化，不宜动不动就指责政府与资本勾结，扶持资本家，推动资本化来挤压农民，我更倾向于这十年是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探索，代表了当时的三农问题认知水平，没有当时的曲折也就没有今天的重中之重、城乡一体、三化同步；还要注意叙述的全面性，不能以偏概全，比如1993—1998年间农民收入增长依然是较快的，1998年—2002年间面临困难的不止是农民，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同样面临困难和问题。
但即使这样，我依然怀着尊崇的心情向作者表示着敬意，这种代表着最基层农村干部群众的观点始终都应被三农的政策制订者作为重要的视觉来认真对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觉来认识中国的三农问题，让三农的进程更加科学和理性。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