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到过，三农的视野会被拓展到如此宽广的地步。“成本转嫁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历次经济危机化解路径的解释，不如说是对三农问题如此沉重的历史渊源解析。三农不仅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提供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还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更数次承担了工业和城镇难以承受的经济风险。不知这个比喻是否形象，我感觉，中国的三农何其像一个农村母亲，不仅为儿女的哺乳耗尽了乳汁，而且为儿女的成长费尽了心血，也快卖光了鲜血，残废了身体，如今躺在农村的土炕上，向着“工业化”“城镇化”这两个最大的儿女发出痛苦的呻吟。够多了，三农母亲的付出；是时候了，工业与城市的反哺；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能力上，均应如此了！这便是当今城乡一体化时代的现实背景。
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对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亦如此。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与反复，充满激情的建设年代同样布满荆棘，特别是在前无古人的情况下，要走出自己道路的时候。由于记忆的懒惰，我们更倾向于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甚至概念化，即使对建国后熟悉的当代史，也难免逃出这样的倾向。如今，通过本书，忽然间发现建国后已经经历了“八次危机”。不论是“经济危机”还是“阶段调整”，名词的刺耳与顺耳并不重要，关键是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出现过波动。今天的危机与挑战依然严峻，回过头来，把建国以来的历次危机及其化解进行系统的回顾，温故而知新，不仅有历史价值，更具有时代意义，这便是本书最大的价值。当然，“成本转嫁论”是对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而向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的一般概况，能否换个名词来说明那些年中国为应对危机不得不采取的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措施呢？
理性的思考对一些研究者来说恰恰最为欠缺，为了放大自己的声音，不惜偏激走极端，而置研究方法的科学于不顾。虽然本书的作者们声称要去意识形态化，但得出的结论依然是主流的，这可能要让一些研究者失望了。甚至，八次危机的逐一化解，更加凸显了执政者的伟大。是的，为了危机的化解，民众尤其是农民付出巨大的代价，但能让广大民众如此一致地在艰难中前进，本身不就是奇迹吗？正如本书指出的，在原住民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利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产业扩张”和“结构调整”阶段，现在又进入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的新阶段跃升的过程。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成长的代价，而应该看到确实成长了，现在要研究的是如何更好成长的问题，这便是最大的现实课题。
政治经济学，既有政治，又有经济，可现在一般只剩下经济学，就经济学而言的经济学，自然难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误区。早在19世纪末，中国已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世界的大游戏中，不过扮演了弱小的角色，频频输掉比赛。即使中国宣布“站起来了”之后，中国的发展依然无时不受着世界政治的影响。每一次经济危机的背后，几乎都有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不放宽历史的视界，如何能辨析全球化时代的复杂国家博弈。而那些仅以单一视角观察历史的做法，又何其单薄和狭隘也！比如现在被不断反思是否应该参战的朝鲜战争，如果放开观察的视界，可以发现，正是这场战争，扭转了亚洲政治格局，树立了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也换来了中苏真正的蜜月，带来了大规模工业援助，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步伐。也又如本书所披露的，因为不愿像东欧一样依附在苏联周围，中苏短暂的蜜月又很快结束，中国不得不在缺乏外资、缺乏资本的情况下依靠劳动替代来推动工业化，终于完成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完成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落入“发展陷阱”和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命运。从这一点上观察，更感觉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意义。而现在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城乡二元体制，也曾发挥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现在只是到了“还账”的时候。还有那成本极高的“三线”建设，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那里的工业基础。
历史不是数学，在必然中又充满着诸多的偶然性。研究历史，只能让历史说明事实，而不能让历史证明观点。依靠一定的研究结论对整个历史进行规律化的总结是可行的，但若要想发明一个历史的公式，像数学一样进行逻辑推导历史的演变却是有问题的。同样是面临危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是不一样的，不仅政治环境大不一样，而且城乡现状也发生调整，在城市近乎焦头烂额之际，农村的制度调整却引发了柳暗花明的效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激发，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拉动整个国家经济，并给城市以启迪。同样是输入型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形势与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化解措施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可以说明，今天的中国应对之策，可以借鉴过去，却必须正视现实与未来，要有新的应对举措。
然而，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世界经济所追求的增长何时是个头？轰隆隆的机器声中，人类制造出了远超历史任何时期的产品，迅速地满足了人们无穷的欲望，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剩，由此导致需求相对不足经济下滑时，然后通过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然后再出现新的生产增长和过剩，如此循环，到最后成了为增长而增长，陷入难以自拔的“增长陷阱”，这又如何去改变呢？而自从美元脱离黄金的束缚后，世界已经进入金融资本横行的时代，国家关系就像一个传销组织，发达国家处于传销组织的顶端，依靠金融资本对下层传销组织进行控制从而供养自己，本身却不劳而获；发展中国家虽然辛勤努力，但却处在传销组织的底层，收入微薄。在此情况下，中国又如何提升自己的发展？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