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创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来，中国历史总有一个难以突破的历史循环，这就是小自耕农的破产所导致的帝国崩溃具有周期性。也即本书发问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两千年的中华帝国，为什么再伟大的王朝也未能逃脱最终覆亡的命运？本书以经济学的视觉试图进行解释，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华帝国的悖论：它需要建立官僚体系来治理国家，但是又无法制止官僚作为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的财富；它放开土地，鼓励竞争，就会引发土地兼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如果将土地收为国有，平均社会财富，又会违背人类竞争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
顺着本书的思路，如果系统回顾封建王朝的历史，倒可以描绘出一幅帝国兴衰的演进路线图：帝国初创，平均分配土地，培养大量自耕农，休养生息，财富积累，人口增加，社会繁荣；帝国中期，统治阶层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官僚体系开始贪污腐化，官商勾结，小农出现破产，随即改革与中兴运动发起，成功则王朝延续，失败则王朝走向覆灭；帝国后期，统治阶层消极无能，官僚体系全面腐化，小农出现大量破产，无地流民大量出现，直至铤而走险，野心家兴风作浪，社会激烈动荡，旧的王朝颠覆，新的王朝出现，汲取经验教训，重新恢复小农经济体系，新一轮王朝统治开始。
在本书的研究基础上，若再进一步，可以发现，帝国最大的死结在于以农为本统治思想下的资本无路可逃和土地资本化。在帝国的兴衰中，显然以国家动力权力强势分配土地而形成的小农经济为统治基础，国家的税收、劳役、兵役，全靠自耕农；这一基础一动摇，必然导致无地流民出现，社会动荡。所以，历代王朝均严厉打击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和士绅庄园，力争将自耕农争夺到帝国手中，成为王朝的直接统治对象。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努力最终并不能持续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三条：
其一，统治阶层带头破坏这一国家土地制度，比如，皇上的赏赐，功臣的封赏，皇帝乃至王公贵族的圈占，无不是对小农的剥夺，加之上行下效，地方的官吏与商人勾结，也加剧着对小农经济的摧残与破坏。
其二，难以避免的人口陷阱，到了帝国中期，人口增长数倍，然而土地依然保持原有规模，或经过开垦，有所增加，甚至因为圈占，可分配土地实际更少，国家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实际已经无法执行，只能眼看着土地占有的差距越来越大。又由于人多地少，小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极差，稍有天灾人祸，农民极有可能就失去了土地。
其三，一贯的重农思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视商人为异端，历朝历代，不乏破坏商业打击商人之举，但经济规律无法破坏，国家繁荣后的资本无路可逃，既不能在商业上做出更大规模，实现应有社会地位，也无法诞生出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现代工业，资本最终的流向只能回流到土地上——这种安全性以及获利能力良好的商品。于是，资本以其强势，加倍从小农中掠夺土地，将资本的积累演化为土地的积累，这一积累过程也同样是血淋淋的，因为是要靠与地方官吏的勾结和非法手段来实现。最终，拥有大量资本的商人士绅演化为地主，又逐步将无地农民吸纳为附属人口，脱离中央管制，成为集经济实力与社会实力于一体的地方豪强，进一步发展还将拥有对抗中央集权的政治实力。由于无地农民附属于地方豪强，脱离国家税收体系，国家税收只能转嫁于其他自耕农，导致负担加重，直到破产或转而依附地方豪强，形成恶性循环，统治基础加速破坏。
在上述三条原因中，统治阶级的破坏虽然也经常存在，总是有节制的，因为统治阶级一般还不至于愚蠢到摧毁自己的统治基础；至于人多地少的问题，中国向来不患贫不患寡患不均，只要维持低水平的平均化，靠超量劳动力的投入，自耕农维持生存并完成其对国家的义务还是有希望的；要命的是第三条，既然封建社会一直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经济发展脱离不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则流动的社会资本和积聚的商业资本最后像泛滥的黄河水一样，在无法找到出海口的情况下，只能重回土地，以强大的冲击力破坏帝国的统治基础，土地兼并其实必不可免。而地方官僚的腐化也与资本的腐蚀有关，最终同流合污。到了帝国的最后，贫富差距极大，失地农民特别是流民生存异常艰难，终于暴发不可调和的矛盾，王朝革新开始。这便是帝国最为致命的、也是历史条件下无法解开的死结。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