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中文译书中出了两本同为舍恩伯格撰写的书籍：《大数据时代》和《删除》。舍恩伯格因前者而被称为这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但事实上，这本书的原版出版日期远远晚于《删除》——后者的出版时间是2009年。而且，《删除》这本著作所获得的认可比《大数据时代》更甚：它被授予媒介环境学会颁发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奖”。
这里有必要稍微介绍一下“媒介环境学”，它是传播学三大流派之一，又被称为多伦多学派。在中国比较显赫的是实证主义学派（行政研究学派），也有一些学者译介了大量发源于欧洲的批判学派（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哈贝马斯的作品），但媒介环境学的地位在大陆显然不如这两个学派。诚然麦克卢汉这个名字的确如雷贯耳，不过事实上有很多人并不见得多了解他。
被媒介环境学会授予顶级奖项，代表着一个知名学术流派对该书的极大认可。媒介环境学总体上关注媒介技术对社会文明的影响，而这本书恰恰在谈的是：人类的记忆在外部化，从模拟时代演化到数字时代后，记忆已经无法被删除。舍恩伯格反复写道：记忆成了常态，遗忘才是例外。
舍恩伯格认为，有四个因素在驱动记忆常态化：1、信息的数字化，使得所有信息都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副本；2、存储器越来越廉价，大规模存储这些数字信息成本极低；3、易于提取：数据库技术的完善使得这些存储的信息能够被轻易按照一定的条件搜索出来；4、全球性覆盖，网络是无国界的，a地的数字信息可以让远在天边的b地调用。这四个因素一环套一环，最终让“世界被设置为记忆模式”。舍恩伯格这样写道：
数字化记忆的三个特征：可访问性、持久性、全面性，使得这种影响（即我们对自我信息控制减弱）成为可能。
这样的观点，是相当有洞见的，特别对于着眼于媒介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影响的媒介环境学而言。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舍恩伯格再一次为这句话添加了一个注解：我们的记忆已经在向外延伸，完美地近乎永久地被存储到外部且能为他人调用。这算不算一种“共同记忆”？谈不上，至少舍恩伯格在这本《删除》中没有那么乐观。仅就这本书而言，作者应该被归于媒介环境学中技术悲观这一翼。
谷歌的董事长施密特在去年3月出席美国国家新闻基金会颁奖晚宴时，表示互联网不是“乌托邦”。他列举了互联网的三大潜在威胁，分别是：黑客和罪犯、无删除按钮导致个人隐私泄露、互联网审查体系。但在我看来，这三大威胁，归根到底是一个威胁：我们无法控制我们想要的删除。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两位学者曾经指出，信息的力量来源于对信息获取的控制能力。但我们作为普通人而言，已经丧失了这种力量：我们生产信息，但我们无法控制它如何被获取以及该不该被获取。舍恩伯格不无忧虑地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时间维度上的圆形监狱，独裁者已经可以通过不控制我们的大脑而仅仅控制外部记忆就可以完成他的独裁。
舍恩伯格在这本书中，用了近乎一半的篇幅（第五、六、七章）来讨论如何面对这种数字化记忆的威胁，并主张来一场“互联网遗忘”运动。在我看来，这三章的内容相较于前四章犀利的分析，水准已经有所下降。老实讲，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可扭转的趋势（即便很让人悲观），而舍恩伯格自己，也在13年出版了他的《大数据时代》：鼓吹如何利用这些外部记忆去赚取商业利益。作者在本书中的最后一句话：遗忘是一种美德——很幸运，它本身将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