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社会不存在“看不见的手”
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中详细回答了这些问题。本书是《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的续篇。作者把批判的矛头从“华盛顿共识”对全球的干预转向美国国内，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对美国的国内政策和私人部门的害群之马进行鞭挞：政府削减资本利得税、放松管制以及货币政策反应上的滞后造成了经济的虚假繁荣，而且财富的增长并没有惠及低收入群体；企业精英和银行家们的密谋，使得内部人员能够顺利攫取股东利益，并且鼓励高级管理人员推动股票价格的短期上涨，而不是创造长期可持续的上涨基础；将私人部门理想化，从而将政府部门妖魔化的自由主义，错误地理解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关系。
斯蒂格利茨因为在不对称信息问题上的奠基性工作分享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理论上证明了不对称信息如何扭曲市场并最终导致市场失败。事实上，美国90年代的公司丑闻、会计丑闻和投资银行丑闻是不对称信息综合症的很好案例。包括所罗门美邦公司、花旗银行在内的一批传奇性名字相继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丑闻之中。他们的经纪人和分析师不断吹捧一些没有前景或者早已挖空的股票，隐藏在背后的是上百亿美元的利益。其他一些例子是安然、世通这些企业的管理层，他们知晓更多公司的内部真相，而公众甚至老道的市场分析师都被愚弄了。不对称信息扭曲的市场繁荣最终以崩溃方式收场，6万亿美元的财富戏剧性随风蒸发。
美国9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股票市场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经济学家提供了股票市场的两种解释。一种是传统的有效市场假设，认为市场价格反映了人们对未来收入、股利和利率的理性预期。他们相信经济基础发生了惊人变化，从而能够支持股票的快速增长。第二种解释是行为金融理论，把股票价格的分析拓宽到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对投资者的行为进行分析，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希勒在其畅销书《非理性繁荣》中给出了大胆的预测，事实竟然被他不幸言中了！斯蒂格利茨则把股票市场的表现理解为一次经典的泡沫：暂时性的高价格可以通过投资者的热情得到支持，资产价格与真实价值无关。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在繁荣时期，已经播下了毁灭的种子；每一次的泡沫都会结束，内在的动力能够导致自身的灭亡。为什么会失败？斯蒂格利茨的解释并没有过于强调投资者的非理性，而是强调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盛行和管制上的过度放松鼓励了不良融资行为、助长了个人和社会的贪婪，并最终演化为股市泡沫、公司欺诈和经济衰退。
斯蒂格利茨列出了诸多放松管制的例子。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对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止，商业银行可以进军投资银行业务，扩大了业已存在的利益冲突的范围，并最终误导了投资者。第二个例子是股票期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由于没有行使期权之前可以不计入企业费用，虚增了公司的利润。第三个例子是公用事业单位的放松管制，比如电信部门的放松管制，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投资泡沫最终损害到了美国创新经济的心脏。放松管制的背后实质上隐含着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泛滥，依赖对完全市场模型有几个标准偏离的模型来指导政策实施，必然带来一种混乱的结果。实际需要的解决方案远比模型给出的解决方案复杂和困难。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他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局限性，特别是与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相关的市场局限性必须依靠政府的适当管制来平衡。
《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在这些历史注解中引入了利益集团的分析。执政者直接面对普通公众，需要维护自己的政府公信力；背后则是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需要兑现他们的利益诉求来补偿政治献金。案例之一，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曾经出台了一个提案，试图要求公司为股票期权制定合理的价格，并且列为公司费用。该提案不仅遭到了企业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而且遭到了从政府部门到议会的猛烈抨击。一项良好的提案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干预而被迫流产。另外一个例子是克林顿政府引以为傲的削减财政赤字措施，其实并非政府初期的执政纲领，而是华尔街人士吹捧的“金融至上”的产物。《喧嚣的九十年代》使我想起了另外一本畅销书——《不确定的世界》，作者是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先生，书中同样分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牵制如何影响到政策决策的出台。
《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是部分的经济分析、部分的历史追忆和部分的社会注解。通过他的分析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一直以来的观念：理论总是力图走向极端最优，极端最优的东西总是错误的；政策总是利益权衡的产物，利益权衡只能是次优的结局。在本书的中文版付梓成印之际，恰逢美国经济遭遇最大的失衡之中：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突破了5.5%，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例超过了4%。而且使得支持美国经常项目的资金流从双支柱转向了单支柱的脆弱格局：欧洲私人资本不断抽逃美国；东亚地区不断向美国注入官方资本。这种状况能够维持多久？能否如斯蒂格利茨期望的那样：避免美国经济曾经失足的陷阱，确保美国人，以及世界人民，能够分享这一新建立起来的繁荣？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