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认识起来难度非常大，认识透彻则难度更大。我把中国文化分为两类，一是社会文化或者说是管理文化、统治文化，探讨做人；二是社会生产文化，探讨做事。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尤其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都对于做人探究的多，但对于做事却重视不够。在传统文化里面，儒家文化是主流，处于统治地位。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修齐治平”，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立一种稳固的社会秩序，带有强烈浓厚的统治、管理色彩。而儒家文化对生产文化却有偏见。这在《论语》中有反应，当樊迟问稼、问圃时，孔子的回答的是不如老农、不如老圃，然后给想学习生产文化的樊迟一个错误的定性，认为是“小人哉樊迟也”。因为儒家文化对于生产的文化的鄙视、偏见理念，更由于儒家文化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使得我们中国文化中在“做事”文化的推动上非常的被动和局限。
马克思讲“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标志”，又说“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而我们中国的文化对于社会管理文化重视，而对于社会生产文化却是轻鄙、忽略的。
其实对于生产工具的认识，我们的古人早就有科学的认识和结论。比如荀子《劝学篇》中所讲的“善假于物”，比如汉代《盐铁论》中提出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的先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也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因素。在漫长封建社会中，这些科学的生产文化并没有市场。《周髀算经》、《九章算术》、《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与《四书五经》比较起来，地位和影响相差太远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指的是《四书五经》，而不是那些实用的生产文化。以至于到了清末，西方生产文化或者科技文化大发展，生产工具有了革命性的进步，而中国仍然是小农生产、小手工业生产，在生产工具上落后滞后。武器也是一种工具。当西方坚船利炮武装起来时，清军的火器装备还很少，更多的是大刀长矛。武器的落后就意味着失败。同样的，生产工具的落后，也就意味着被淘汰。
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工具
我们的文化渊源一般都归结为《易经》，但是《易经》很难懂。难懂也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清末严复译《天演论》自序，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他指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
我们既然认识早，可是为什么会落后呢？严复指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你没有弄懂学会，没有融会贯通，没有举一反三，没有发扬光大。文化传承创造出了问题，也就不可能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自己，指导生产实践了，落后也就在所难免。
严复说：“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字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
我想严复的这个观点和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方面，这是难得的公允判断和认知。
回到《易经》，《易经》给我们讲了什么？确实，他讲了很多东西，“无所不包“。但是根本的他还是讲了工具和工具的使用。
《易经》讲象数和义理，象数实际上是两个方面，即象和数，也就是语言工具和数学工具，义理则是哲学范畴。象数就相当于今天的语文和数学，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工具。我们从小学就学习语文、数学，直到大学、研究生，依然要学习之，我们不但要掌握这两个工具，还要用好这两个工具，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
算、筹、策，这都是我们古人的计算工具。我们保留的那些词汇中，也充分说明数学在古人生活中的密切应用。稳操胜算、技高一筹、一筹莫展。你有几分把握？你有几分胜算？权衡利弊得失，分清轻重缓急，这是做到科学正确的前提条件。
中国人好分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天时、地利、人和。不光分类，还要分等，比如三、六、九等，这是中国人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也是中国人使用数学工具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中下；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看个例子：《田忌赛马》。
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
我们学习语文和数学，掌握这两个工具。工具的使用就不那么简单了，要高效使用就更难。科学家们都必须使用这两个工具，而且是熟练地使用，才能有所成就。围绕着如何高效使用这两个工具来认识和把握世界，我们的先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创造，今天科学家们依然在研究、探索、创造着。帕斯卡是数学家，而且对数学工具的应用极为熟练；牛顿是数学家，对数学工具的熟练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爱因斯坦数学工具的应用更加熟练，之所以能有物理上的极大成就，与其娴熟于数学工具是分不开的，看其传记讲，爱因斯坦17岁自学微积分（高等数学）。
华罗庚先生是杰出的数学家，其《统筹方法》、《优选法》，是数学科学应用于指导生产实践、提高效率方面具有独到之处。但是我们这方面的努力实在是太少了。
一块钱办一块钱的事，谁都能做到；一块钱办三块钱的事，那是聪明人；一块钱办十块钱的事，那是大智慧、是高手、是人才。那就需要高层次地使用数学工具。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在高中、大学阶段分科，说实在的，这不太符合教育的规律，也不便于学生学习掌握好语言、数学工具，更不利于将来这个两个工具的应用融合。我觉得中国教育文理分科的科学性有必要进行再论证。复合型人才也罢，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也罢，都必须能熟练掌握和应用好语言、数学工具，而分科的办法似乎与之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