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儒家思想的简称，这个影响了中华几千年的思想，其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呢？每个时代影响又是怎样的呢？我就借此题，帮自己理理头绪。
美国学者伯斯恩和拉尔夫合编的《世界文明史》常有一些真知灼见，例如他们说：“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在古代世界的三个像个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始着高度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区别”他们还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对自然科学和玄学都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提供讨论的哲学是社会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从规劝和改良的语气来看，这种哲学无疑放映了一个屡起冲突，政治混乱的时期。。。。。。哲学家们在晚周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正如两位伟大的作者说的，儒家思想的产生很大程度是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孔子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是落泊贵族，逃到鲁国当了当地贵族季氏的家臣，他文武双修很有才华，但是却老不受重用，怀才不遇，所以想到了通过讲学的方式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政见。这就产生了儒家思想。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这是他的核心思想。“克己复礼为仁”是他的政治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在儒家里“仁”与“礼”相辅相成，这是在晚周时期“礼崩乐坏”现象的不满。孔子希望重塑当时社会的新秩序。胡适说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就是因为孔子把治国理念与个人修身联系起来，这样的教育结果就是促成了士大夫阶级，使得士大夫有一种“杀身成仁”的精神。而到了“亚圣”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年年征战，天下大乱，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得孟子将儒家思想进行了发展，少了“修身”“齐家”而多了“平天下”。孟子希望施行仁政，改变各国既定的强兵政策，当然得不到各国君主的采纳。这样的状况到了汉武帝时期才有所改善。汉朝初期官学是黄老之学，但是在“七国之乱”以后，实际情况不能再采用无为而治的政策。所以汉武帝重用大儒董仲舒，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变革。为汉武帝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扩大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董仲舒的尊君与大一统主张，最直接的反映了汉武帝时代中央集权帝国体制的政治需求。具体化为伦理道德，便是“三纲”与“五常”。而这样的儒表法里的治国方略，更是后世君主学习的榜样。在汉朝土崩瓦解之后，由于多年的战乱，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这个时期的君主，在意的是如何恢复汉朝的繁荣，所以在经济改革上大下功夫，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却没有汉朝时那样强烈。随着隋朝的统一中国，儒家思想正式步入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代表就是著名的科举制度的产生。儒家思想以科举考试为载体，其思想一直影响到现在，其强大的生命力，让身处现代的我们，为这么先哲而折服。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宋代，儒家思想又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就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朱熹。理学家张载的一句话来形容朱熹最为恰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足可以与孔子，孟子相论。而在宋代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其原因之一正是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后来阳明学的兴起，给中国哲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众所周知思想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争辩，正是阳明学与朱程理学的你来我往，才开创了“二学争鸣”的局面，这一点非常相似于现在美国的大环境。（美国两大党之争，其实是各自社会主张之争,而不是政治党派之争。）这时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走向与思想走向。但是由于明朝的政治环境，把原本学术化的争论，提高到政治纲领高度，这就是著名的明朝党争！党争祸国，但是自古聪明的中国人就有把好的东西乱用的传统。禅让，清君侧等等。本来美好的东西，一旦被乱用，一旦用过了度就祸害无穷了。事实证明，明末的党争，正是加速明朝灭亡的原因。但是儒家“家国同构”的思想却传承了下来，为清朝康乾盛世做了铺垫。但是清国由盛转衰原因之一就是官员腐败的问题，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代表人物。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想想今天政府官员之状况，引以为戒。倘若高级官僚们都能严于律己，注意修身齐家，那么腐败想象也许会大大减少。
德国历史学家耶格尔说过，历史意识并非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历史”这个意义构造物，具有人的时间意识的双重意向延伸，一是经历和期待的延伸，一是保留和要求的延伸。儒家思想经过千年的发展，浸泡，在当代同样可以散发光辉。但是如同耶格尔所说，我们必须正确解读儒家思想，正确对待儒家思想。在“文革”期间，把儒家思想当作封建糟粕一味拒绝不行;而像科举士子一样，把儒家思想当作一种宗教，顶礼膜拜同样不可取。如今需要对儒家思想作出重新的解读，使其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由于儒家思想为代表的许多“传统”思想影响国人太深，以至于国人骨子里对相异思想的抵制与不认同，这是造成现在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个原因。只要能够求同存异，其分歧便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某种错误解读在国人思想中普遍存在，所以如同于丹教授这样的“思想传播者”就变得尤为重要。教化大众本来就是儒家思想之本，如果我们都能做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中华大地何愁不能安定，何愁不能再现往日之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