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这本书，吴稼祥写得很苦，很伤元气，故而在书的题记中，他有这样的感慨：“此书，朝成夕死可矣。”由此也可见他的自信与期许。数年前，《果壳里的帝国》甫一出版，他与我聚谈，发誓要写出一本压卷之书。这些年，吴稼祥殚精竭虑，终成此果，可喜可贺。
在风雪迷蒙的京城不夜天，我披阅览读，蓦然想起一幅漫画：法国大文豪福楼拜拿着一把解剖刀，淋漓尽致地把包法利夫人的灵魂剖个透亮。好锋利的解剖刀！这是我读《公天下》的第一感觉。往复四千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在吴氏笔下被分解得明明白白，可谓现代版的庖丁解牛。不过，真要写个书评，传统的点评笔法却不是我想干的事情。为了能够与他的理论厚度相匹配，我觉得有必要从政治学原理上梳理一下吴稼祥的这部《公天下》。
多学科高度融汇的政治理论著作
吴稼祥曾经申言，他的这本书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政治理论。我觉得，他的这个自我定位非常准确。所谓政治哲学，关注的是有关人类文明共同体（或扩展的族群、社会、国家之共同体）存续之正义与良善的思考，集中关涉的是道义价值问题；而政治理论则是探讨这个共同体之运行与演进的制度沿革，集中关涉的是机制效能问题。《公天下》为我们描述的乃是中华共同体的四千年政治制度的机制功效及其升降浮沉。
在我看来，仅用政治理论著作来定位是不够的。吴稼祥的这部书具有融汇多学科的特征。首先，《公天下》具有中国政治史的学科视野，贯穿其中的乃是一部基于中国政治演变的制度史，因此我说它是一部政治史的著作。其次，《公天下》又是一部具有政治学原理性质的理论性著作。吴稼祥通过对政治史的演变分析，提出了一套具有原理性的观点和主张，甚至提取出一系列独特的概念和范畴。最后，《公天下》还是一部贯穿着中西政治文明的比较学著作。吴稼祥的中国政治的史与论，并不囿于一个封闭的中国视角，而是预设了一个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宏大视角。不理解世界史，就不可能读懂《公天下》。所以它又是一部比较史学的著作。
如是观之，我认为《公天下》是将政治史学、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融合在一起的政治理论著作。对于吴稼祥这样的一种理论的雄心，我是击节称赞的。治中国政治，必须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和将多学科融汇于一的穿透力。吴稼祥积数年之功，要死要活的地方，恰是在这里。当今的中国学界，学院体制内的那些牛头马面之徒，是少有如此的胸怀和胆魄的。急功近利和中规中矩，做不出生龙活虎的学问。吴稼祥的《公天下》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学院体制的猥琐，呈现出另一种思想生产的勃勃生机。
《公天下》政治理论的独创性
毫无疑问，《公天下》是一部杰出的政治理论著作，极具理论独创性。作者在一个中西文明对照的宏大背景之下，发现了中国政治四千年制度演进的一种本质特性，并用其独创性的吴氏逻辑揭示出来。也就是说，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演进的政治文明体，才具有此书所表述出来的这种结构及其问题。下面我一一解说吴稼祥的独创性理论贡献。
发现了“超大规模国家”演变的规律
《公天下》的第一个问题意识，就是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性。这个常识比比皆是，我为什么认为这是吴稼祥的独创性理论贡献呢？
关键在于，绝大多数讨论属于泛泛而论。《公天下》从政治结构、王朝兴衰两个层面，剖析作为“超大规模”的中国政治体，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吴稼祥检索历史，提炼出一些核心变量指标，并赋予吴氏专有的一些概念术语和原理构造，归纳出具有独特概括性的中国政治结构演变、王朝兴衰的规律。这些都是“超大规模国家”结构中所呈现出的中国问题之真章。
当然，西方诸国的现代理论家也有讨论国家规模的。例如，孟德斯鸠和联邦党人，都以为一个国家的规模与政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君主专制政体与法国规模相匹配，而联邦党人则创造性地构建了复合联邦制。此后，保罗·肯尼迪之类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大多从规模的视角纵论了西方大国的兴衰，揭示了300年来欧美世界的制度演变的机制。总的来说，西方政治学从罗马史学开始，就重视国家规模问题，尤其是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国家规模以及内政外交的政治逻辑凸显，致使西方政治学把国家规模与政体制度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到，今日的西方社会，俨然走出了他们的古典时期和近代时期，走上了一个治理得井然有序、富有生机的制度演进之路。这个道路就是世人皆知的民主、法治、宪政之路。
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与世界任何一个存续下来的政治共同体相比，它的规模问题确实独一无二的，中国古往今来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种规模当量，是西方人没有意识到的。他们对于规模的思考，不可能有中国这样的超大尺度。“超大规模国家”成为《公天下》的前提，也是吴氏理论的出发点。我所说的吴稼祥的独特理论贡献，首先就在这里。固然，他借鉴了西方的政治学，尤其是其政治学中的规模分析之经济学、社会学、地缘学乃至政体论的方法要素。但这些都被他纳入“超大规模国家”的开合升降之结构中。所以，他由此得出的一系列结论是独创性的，也是发人深思的。
有了超大规模的理论尺度，并不等于解析了中国政治历史的问题。《公天下》的第二个问题意识，是明确得出了中国这样一种超大规模国家的结构演变，最终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也就是说，四千年的国家治理方式，终究破不了自己衰败之难题。
大量的中国历史学著作，甚至比较杰出的，像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类，也只是说出其然，说不出其所以然。作为理论著作，《公天下》很好地解释了整个中国文明四千年来政治制度兴衰变迁的得与失。吴稼祥有非常过硬的一套逻辑。《公天下》是将中国四千年政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用一个大网把中国四千年政治历史全给覆盖住了。这是吴稼祥的贡献所在，也是他书里头最有价值的地方，以及最吸引人的地方。可以说，他用非常简短的篇章，把中国千年历史中“最值钱的干货”提取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值钱的干货”并不是指只提取好的干货，坏的干货他也一并提取出来。在这一点上，他不像当代的儒家，只愿提取出好的干货予以褒扬。吴稼祥没有价值先行的考量，而是在《公天下》中设立一个客观标准，不分儒家、法家，或任何治理之道的价值分野，只是把支撑中国四千年历史演变中最关键的那些干货，或者说主宰中国政治史演变的那些最重要的逻辑要素提取出来后，按照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结构，予以变量化的演进分析，将其各就各位地安放到他总结出来的图表之中，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四千年政治历史演变的真相，得失利弊、兴衰升降，尽在其中矣。从某种意义上说，吴稼祥的《公天下》不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而是破解了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的历史演变之谜。
形成了一套有吴氏标签的政治理论
《公天下》的另外一个理论贡献，在于吴稼祥通过对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问题的历史结构分析，形成了一套具有吴氏标签的政治理论体系。这个吴氏理论尽管洋洋洒洒，机枢繁多，但说穿了，不过一句话，就是规模压力下的正反制度博弈。一部中国政制史就是超大规模压力下的权力王霸之道的历史博弈，最终霸权铁律统摄着这部历史，直至它的解体。
不过，上述这一句话，凝聚了吴稼祥数年的呕心沥血，构成一套体系性的解说。具体一点说，《公天下》超越了众人有关规模的感觉，把规模压力视为吴氏理论的出发点，把独创性的规模压力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变量，形成了一套结构性的逻辑认识。例如，他分析了四大规模依赖、五大权力偏好，解剖了霸权铁律，以及中国历史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演变机理——辐辏机理，还有兼天下的减压模式、高压稳态的五大陷阱之祸，还有五种政体，等等。
这样一来，《公天下》的笔法就具有了很独特的吴氏理论的个性化色彩。在我的阅读中，以权力为轴心来分析政治制度，以及王朝兴衰，没有什么稀奇的，主流理论大多如此。但是，把超大规模国家视为独一无二的对象，把权力轴心与这个规模要素结合起来，那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吴氏理论的要害便是一把抓住了这个核心点，以此为孙猴子的金箍棒横扫天下。其实，中国和西方一些学者的著作，也都多少论及他提出的所谓霸权铁律、权力落差，以及辐辏机理、五大祸害，等等。但是，他们只是在其研究的内容中有所论及，即便着重讨论，也是局部性的、史论性的、策论性的，没有谁由此构建出一套政治学原理性的体系性论说。《公天下》却能够高屋建瓴，把这个霸权铁律与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问题，视为解剖中国的第一原理，或元问题，其他都是次级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独创性的理论贡献。
吴稼祥认为，从政治学意义上，他处理的是第一数量级的问题，其他都是次要的问题。故而，他才敢于用如此之薄的小书来纵论泱泱四千年的中国政制史。
我想摘取一二，对吴稼祥的一些观点稍作评议。第一个，在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文明有一个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演变，即周秦之变之后，吴稼祥对于汉代兴起的“龙神权威”，以及其产生、演化及其变异的考察剖析，甚为精彩。我以为这也是《公天下》重要的一个逻辑环节，其解释的深刻度和穿透力，可以说超过了其他同类的史学和政治学著作。由此我们读懂了，在权力治理的国家形态下，周朝兴起之后的“家天下”为什么不同于郡县制的“家天下”，为什么是周的“家天下”有“公”的道理，秦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土崩瓦解，而汉朝又如何通过“龙”这样一个象征符号，建立起一个大致延续到晚清的“龙天下”的一家一姓之帝制。我认为，这是《公天下》一书中非常突出的一个亮点。
第二个，吴稼祥对历史上的三个“盛世”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他眼里的“盛世”，主要是指符合政治学原理的治理之道。“盛世”不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以及对外扩张这些表象特征。按照政治学原理，真正的“盛世”是国富民安，藏富于民。这样的盛世，均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处于弱化但还没有溃败的时期。这样的特殊时期往往是很难持续的，所以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满打满算才有三次，即汉之文景、唐之贞观、清之康乾。一头独大那不是盛世，像汉武帝时期虽然国家强势，但并不是“盛世”。把老百姓搞得那么苦，国家强大跟他们又有多少关系呢？所以，吴氏的《公天下》效法乎《国富论》——我们翻译错了，应该译为“民富论”才对。国富民强，国强民富，不能弄成国强民弱，那不叫盛世。
第三个，《公天下》对于政体的独特分析，具有中国的政体论特色。基于中国的超大规模，吴稼祥构建了他的五大政体分类，即王道A—辐辏政治、王道B—负压政治、霸道—高压非稳态政治、霸道A—混压非稳态政治、霸道B—高压稳态政治。这五种政体模式，除了把儒家的大一统与大居正的理想政体破除之外，基本上构成了中国现实政治运行中的基本模式，把国人津津乐道的有关君本—民本、封建—郡县、权威—权力、多中心—单中心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囊括其中了，并给出了吴氏理论的透彻辨析。
名不副实的《公天下》
关于中国，《公天下》还有另外一个理论贡献，即他揭示了中国政治或者中华文明内在的危机性。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扣，或一种反噬自己的蛇。百十年来，人们谈到中国文明，都说中华文明到了最危机的时刻，言下之意，这个危机是西方列强打进来造成的。如果没有西方列强，或者没有与其他文明国家的冲突，中国就可以周而复始地延续下去，自我循环吗？甚至否极泰来，会有不断的盛世呢？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中国文明还是富有生命力的，把中国的国族危机归因于西方，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和侵略。
吴稼祥则不这样看。他认为这个危机是中国政治体本身所固有的，它的“超大规模”结构注定了这个政治体扩张到力所不逮的边界之后，自然就会面临专制集权崩溃的结局。所谓“盛世”只是非常偶然的、短暂的瞬间，或者说是较长的黑暗之中的偶尔之微光。这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体内部早就没有活力了。西方社会之所以有活力，则是因为它们是良性竞争的产物，在逐渐深刻的冲突与博弈过程中，激发一套有生命力的、公正的、法治的社会治理机制和宪政制度。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在四千年的演变中，并没有产生西方近代以来的那种基于人民主权的优良政体。即便没有西方的入侵危机，这个共同体也会陷入自我瓦解和崩溃，或者长时间的停滞。吴稼祥认为这是一个自然、必然的宿命。
这样，《公天下》岂不是悲观主义了？不然。虽然就中国自身的视角来看，它超不出反噬自己的太极图，但若置入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历史的视野，吴稼祥自信他的吴氏理论可以排除中国超大规模的逻辑悖论。我们看到，《公天下》这部著作的开篇，以及结局，已经展示了这个世界政治之道的图景。他所讨论的中国四千年政治制度，说穿了不过是人类政治的一个局部，四千年的悖论在于其自我封闭，没有与西方乃至世界历史建立起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当然，这怨不得古人，我们的先人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当今的信息社会，使得未来的超大共同体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文明自身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在融入世界的历史潮流之中获得解决。这就回到吴稼祥这本书的标题《公天下》，以及副标题“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这样一个人间的政治秩序。
吴稼祥剖析四千年中国政治制度之机枢，取名为《公天下》，我认为名不副实。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公天下，吴稼祥手中这把锋利的解剖刀，所剖析的这个四千年专制、单一的权力中心主义，根本就不是公天下，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取名《公天下》岂不是反讽吗？确实如此，吴稼祥认为存在着一个公天下，但那不是古典中国，不是当今盛世，而是隐含在它的副标题之中，即一个“多中心治理和双主权”的超大规模国家，那才是公天下。但这个公天下只有在破除中国的反噬自己的蛇之逻辑之后，在融入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政治历史和制度结构之中，才可能存在。因此，《公天下》只是一个路标，其所指的那个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国家主权和公民主权同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和文明之道。但那是未来的事呢。
两个重要的理论短板
虚实相对、黑白相配，宛若一个太极图。吴稼祥在公天下的幌子下，为我们演绎了一场场家天下的权力盛宴，看得我等醍醐灌顶，如梦方觉。不过，掩卷思之，我仍感到吴氏此著有诸多缺憾或理论不足。下面我仅列举两个大的短板，稍加指陈。
第一，吴氏剖析中国四千年政制，到明末即戛然而止，在我看来，没有考察清朝历史，尤其是晚清政制，是吴氏理论的一大短板。清朝三百年历史，不能仅仅用异族乱中国、专制更猖獗来加以概括。固然，从权力运行的政治逻辑来看，清延续了明，没有多少新东西。但明并不是中国古代历史之终结。即便不说满清王朝有康乾盛世，此后有古今之变，还有民国的黄金十年，就是从超大规模的国家建构来说，清朝之与中国也是利弊参半，甚而利大于弊。延续至今的偌大国土，五族共聚直至五族共和的人民，这样一个中华文明的政治共同体是在清朝制度性地完成的。有了清朝三百年，才有可能建立起吴氏眼里未来的超大规模的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主权的现代国家。
由于忽视了清朝三百年在中国四千年政治历史的地位，吴氏理论自然就没有看到晚清立宪与民国肇始的重大制度转型的政治学意义。这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古今之变和中西之变。吴氏理论始于世界视野，而中国故事的真正步入世界史，走出中国死结的真正枢纽，不是从理论上的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主权开始的，而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开始的，是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开始的，是从晚清立宪、民国建制开始的。只有现实地步入这段历史，剖析其中的政治逻辑，大开大合，援西入中，才会开辟出所谓的“公天下”，即该书的副标题“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遗憾的是，如此会讲故事的吴稼祥，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得圆满，只是讲了前半段，后半段没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短板。
第二个短板，在我看来，便是吴氏理论的野路子，或者说，他对于所谓的“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在理论层面的分析论述上，显得较为肤浅和单薄。吴稼祥擅长的是使用锋利的小刀，淋漓尽致地剖析中国政治这个庞然大物。他的故事一旦进入理论叙事，尤其是进入政治学、宪法学的繁复体系，单凭尖锐和锋利，则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公天下的逻辑支撑，所谓的“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主权”，仅仅提供了一层干瘪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理论知识之不足。
应该看到，今日的西方世界，已经逐渐一体化了，无论是美国或欧盟，甚至它们的叠合为一，已经是一个远比中国更大的“超大规模”共同体，那么，中国这个还没有走出历史的反噬之蛇的超大规模国家，究竟如何与另外的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乃至与世界，与世界历史，打交道呢？这里头的多中心治理，以及双主体法权，将会演变为何种制度形态？这些就不仅仅涉及法权关系，而且涉及文明关系。这些都是未来的“公天下”之应有之题、本来之义。所以，吴氏理论远没有完呢，我们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