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5年，2008年这一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改变？改变不可谓不巨大。在笔者看来，这种最大的改变有三。
其一，是对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再评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阐释指出，“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对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新阐释，核心是经济发展方向的从“外”回归到“内”，这是全球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最重大改变。
其二，关于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再定义。201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2012年1月，中央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离开了实体经济，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各类金融机构都必须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阐释，厘清了中国金融发展的指导原则，这是金融危机给中国金融业发展带来的最重大的原则定义。
其三，是中国进一步由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向塑造者转变。2008年金融危机显然冲击了美元和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地位，2008年底的华盛顿G20会议、2009年3月的伦敦G20会议，主题均包含全球向多极体系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改善。虽然2010年至今美元和美国重新谋回了某种程度的主导优势，但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中的地位，这一改变已经在路上。这是危机对中国的第三个重大改变。
《第一财经日报》自2004年创刊，经历了2008年之前的繁荣，笔者也全程目睹了危机以及危机之后的改变。我们几乎每位读者都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但笔者一直有一个疑问：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如上两条已经实现、一条还在路上的三个重大改变，是怎么做出的，其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研究基础在哪里？
这个疑问，在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的一本新书里，笔者寻找到了答案——《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该书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刘鹤主编。
刘鹤在书中说：“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除中央财办的同事之外，还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研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刘鹤担任该课题组组长、总报告执笔。
刘鹤是一位思想深邃的观察者。在详细比较两次危机的区别、共同特点之后，在该书第一篇、第二篇，刘鹤所带领的课题组提出了对中国的如下政策思考，笔者概述如下：
第一，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对比研究的结论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及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第二，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重视调控由金融引发的波动。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美国金融业背离其应发挥的核心服务职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这同美国金融业放弃行业传统价值、过度追求财富和创新有关。德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同德国的金融保守主义传统和金融业能够稳健经营密切相关。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既改善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础，又抑制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
第三，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确立过程中，由积极参与者向主导塑造者转变。在全球力量对比加速变化、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处于大变动和寻找新均衡的背景下，中国应发挥类似于美国二战后以“债权国”身份在塑造国际新体系中占主动地位的作用，抓住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的有利条件，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现实和趋势，清晰界定我国的利益，突破现有的由西方国家设定好的制度规则框架，反映和传递与我国利益相一致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关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重大国际议题的核心观点及主张，设置“中国议程”，推出“中国方案”，加强国际人才培养，加快推进我国国际权利的制度化进程，最终赢得未来。
以上三条对刘鹤主持课题研究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概述，吻合于危机后中国发展至今的三个重大改变。正如该书在后记中所言，“课题研究成果已经为中央决策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笔者的疑问，找到了答案，也将这份课题研究成果集册出版的图书推荐给同样有此疑问或感兴趣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