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读书，真正做到“处处留心皆学问”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他借书的记载。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等15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47首，明代杨基、杨慎等13人写的18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
他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
无思不读书，真正做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并推而广之，及于其他，要求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做出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他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比如1958年，针对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的问题，他就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而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
不仅如此，毛泽东既重视书本知识，也重视实际知识；既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1938年他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此后，在多次讲话谈话中，他反复说明，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延安时期批评党内主观主义时，他曾说，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的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关于读无字的书，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头脑里已经形成，1917年夏他就与同学以“游学”的方式，游历湖南五县农村；此后的一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成为伟大的军事家，也不是读了多少兵书，最主要的是有丰富的领导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