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针对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某些教授提出了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储蓄过高”的病因，认为应该鼓励消费，刺激需求，政府因而连续出台了各项优惠车贷、房贷，发放家电补贴，提高退休人员工资的措施。当时笔者就强烈反对这些以肤浅消费需求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病因根本不在于消费不足储蓄过高，而是在于内产不足，在于无法以有效方式为储蓄找到合适的生产投资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鼓励消费，刺激需求，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资产泡沫、通货膨胀与生产力的停滞局面。
究竟要靠什么才能来扩大内需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消费支出来源什么？消费支出还不是来源于收入，没有收入，何来消费，收入不提高的话，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怎么可能会提高呢？那么老百姓的收入来源于什么？毫无疑问收入来于产出，收入来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产品的生产。故要想提高收入，增加消费，首先就必须扩大产出，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扩大内需，最根本的途径就要先扩大内产，只有先扩大内产，内需的扩大才会是有源头的活水，才会有坚实、长久的基础。否则，内产不振，谈论扩大内需，只能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吧了。
美国的经济学家杨格，强调了所有个体在经济生产体系中的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认为每个人的需求支出是由其供给决定的，他称之为倒数需求定理。也就是说，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个侧面，我们不能在完全脱离供给的情况下来谈论需求的决定理论，如果在根本不考虑供给的情况下，来讨论分析如何扩大需求的问题，就会得出非常片面，非常错误的结论。
而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消费需求却时几乎独立于供给之外的，它的变动是完全外生于供给的，它的大小取决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曲线的移动决定了均衡产出的数值，而完全没有考虑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也完全忽略了杨格的需求倒数定理，极大地忽视了生产对需求的制约分析。就好像了考察分析一个农户的消费需求支出，如果他的供给没有增加，收入没有增加，那么他的消费需求支出所需要的钱财从什么地方来呢？
可见，离开了供给来讨论需求，只会是水中月，镜中花，根本就是虚妄的。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使得农民的人均农产品产出大大增加，结果农民才有了多余的收入来购买电视机等工业品，农村消费市场才得以启动，需求才开始旺盛，否则，在农民没有增收的情况下，不论讨论如何来提高农民消费需求支出，促进农村市场的发展，促进内需的发展，都只会是一句空话，一句套话而言。内产不振，何谈扩大内需？在供给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拿什么来增加消费？也就说，在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老百姓怎么会把可怜巴巴的几块钱都花出去呢？
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看法，政府在经济中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维持总需求的适当水平。因为政府似乎是能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政治家们认为，他们由此可以操纵整个经济体系，需求受到政府的操纵，成为官僚和经济学家们全神贯注的事情。根据他们的计算和分析，供给逐渐成为一种派生的东西。萨伊定律不仅受到驳斥，而且完全被颠倒了，需求创造它自己的供给——“你来取，人家就会给你”——这个命题中，把因和果无可救药地混淆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毋庸置疑的是，供给创造它自身的需求，生产者在引起、形成和创造需求方面起着主要的、首创性的作用，这是关于财富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简单、毫无掩饰的首要真理。
在任何经济制度中，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主要来源都是个人投资者。经济不会自行增长，也不能靠政府的作用而发展起来。经济是由于人们的事业心，即甘冒风险、把梦想变成垄断、垄断变成工业，并在知道得到回报之前就给予的这种意愿作出反响而增长的。
萨伊定律的基本论点仍然是正确的，供给创造需求，根本没有产品供应过剩这回事，可能有“劣等货”过剩，但在这个物质必然是稀缺的世界里，所有产品表面的过剩意味着缺乏创造性的生产，缺乏新的供应和新的需求。
事实上，储蓄意味着对未来承担的义务，对生产和增长起一种良好的刺激作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储蓄最多的国家，往往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而表面上产品过剩的现象，则出现于没有什么储蓄的国家。
这种情况说明，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错误见解，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代供给时，必然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的下降。正是这样肤浅无知的消费需求论，导致的混乱情况折磨着当下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面对现在中国经济种种怪现象，居然还有某教授提出什么消费不足、储蓄过高的谬论，真是无知之极。
萨伊定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给、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们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变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而需求论者，却是相反，他们将目光集中在消费需求方面，关心如何进一步刺激消费者的支出，而忽视了财富的真正基础——生产面因素，忽视人口因素，忽视生产效率因素，忽视经济制度因素等等。
在当下的中国，在盲目刺激需求论的影响下，越来越越多的社会资金流向黄金、古玩、艺术品、高利贷和房地产的市场，投放于生产性资本的报酬下降，投机的利润却增加，资金就脱离从事生产的企业，而走向非生产性的投机活动，离开发明和冒险而走向炒作活动。土地、贵金属、艺术品等虽搁置不用，却变得越来越值钱，但它们对人们的福利、对经济的生产性资本，却多半是没有什么贡献的。结果是房价节节攀升，通货膨胀高昂，经济结构演变的越来越畸形，社会经济趋于停滞，高利贷横行，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风气日益趋向奢侈享乐。
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了有名的生产力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富强的原因根本在于生产力的增进，而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在于国民和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世界上最好的、最有独创性和灵活性的智力构成了最持久、最强大的财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家庭，会像中国的父母那样心甘情愿地节衣缩食、积累储蓄，以保证他们的子女能得到可靠而优秀的教育，他们几乎是竭尽全力，不惜任何代价教育他们的后代，这些家庭正在为国家的将来，为下一代所依靠的人力资本，进行伟大的投资。但在中国，在肤浅刺激需求论的影响下，却将这样一种伟大的行为变成一门短期赚钱的买卖，将一种奉献牺牲的高尚行为整个涂满了铜臭，真是着实可恶。
错误理论带来错误后果，笔者最后只能说：别了，肤浅的消费需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