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美国国内发生危机，都会有舆论预测美国是否会通过战争转嫁危机，也总有人指责历任美国总统发动的战争中不乏有类似案例。其中最近的一次，就是克林顿政府于1998年对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沙漠之狐”的空袭行动。不少人认为，当年12月17日发动的这场军事打击，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对莱温斯基一案的注意。
其实自殖民主义时期开始，就时常有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或冲突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而危机之处也往往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具体来看，这种“转移”的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间接路线，即在其他地区制造冲突或挑起战争，外引祸水；另一种则是直接路线，也就是自己赤膊上阵。
通过战争转嫁危机利益何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在政治上，战争能够起到消解国内社会压力，转移国内关注焦点的作用。大规模战争还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居民对国内民生水平的期待。战争往往还伴随着国内控制的加强，例如布什政府在发动“反恐战争”后，通过“爱国者法案”等手段，极大地加强了对舆论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社会控制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用来预防国内经济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上，战争可以人为造成国内经济动员局面，军工产业的膨胀则可以极大地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军工产业复合体及其响应的政治势力也往往会因此支持政府扩充军备的政策。
从军工产业的拉动效应来看，目前，美国的军工厂每生产1300亿美元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每增加10亿美元的军工生产，就可以新增上万个就业机会。这还未将军工产业间接的拉动效应计算在内。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形势下，军工产品的生产可以直接拉动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重的制造业，如汽车、飞机、机械等行业，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这种以军工生产刺激经济的前提是，能够最终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利益，否则将会面临有产出无收益的尴尬局面。在殖民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每次王朝战争和国家间战争都伴随着巨额战争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的收益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不再像过去那样“赤裸”见人，例如，攫取对象国矿产资源，占领对象国市场，瓜分对象国国外资产等。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明显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两场战争的战费比例过高，反而阻碍了军队的换装进程，进而影响了军工企业的利益。即使仅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也是有动力的。也许，从伊拉克撤军，再重新寻找新的对手，才较为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以战牟利”战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还存在着潜在的热点地区，可能成为此类战略的对象。
挑动其他国家冲突的战略也可以带来较大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例如，冲突当事国对大国的政治依赖会加深，而大国通常也是主要军工生产国，所以冲突当事国大多需要向大国购买军火，还往往会以较高利率向大国借贷，或以较低价格出售其国外资产套现等。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就曾向英国、美国大量借贷。在几乎历次战争中，都有一批因出售军火而获利颇丰的国家，以战争受益者的形象“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