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秦腔》和《古炉》一样，《带灯》依然是有关农村题材的小说，也如作者所说，他这辈子也只能是农村人了，虽然进了城，但根子上还是农民，要写还是农村。但同为农村小说，这几部作品依然是有区别的，不仅主要人物不一样，要反映的农村问题也不一样。《秦腔》提出了农村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衰败和农村传统的丧夫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悲怆而沉重，令人痛楚，发人沉思（我始终认为，《秦腔》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是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最重要原因）；《古炉》则以农民的角度再现了文革这一历史浩劫的真实面孔，那些连文革是什么甚至也不知道的农民在懵懂中被拖入运动的旋涡，人性的恶与丑完全迸发，农村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和无穷的争斗，直至一地鸡毛，四处狼藉；《带灯》则以一个乡镇普通干部的身份反映了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利益格局下，农村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基层干部疲于应付难以承受的真实状况，带来关于农村稳定发展的时代扣问。无疑，《带灯》依然是一部关于农村的现实主义力作。
但《带灯》依然存在一个与《秦腔》类似的问题，就是不好读。《秦腔》按照小说人物“疯子”引生的跳跃思绪完成整个作品的叙述，没有开头，没有章节，一口气讲到了最后，也似乎没有结尾，好多人读不下去，就像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收获，虽然拼命地挥舞着镰刀，却始终看不到头。如今《带灯》的叙述风格也很奇怪，是随着作品的女人公带灯的工作生活和思维节奏缓慢推进，有些零七八碎，也有些断断续续的感觉，因为穿插在书中的带灯向元天亮这一当地出身的省城名人的若干封信，让故事情节时不时中断，而信的语言风格又和小说的本身语言风格不同；小说的小章节标题也很奇怪，可以说逮住什么叫什么，随意且似乎没有规律。既然如此，那么读的过程中，真是难以有一气读完的冲动和耐心，偶然放下，还得再翻前面的故事，看到底说到哪儿了。如果用和作品中风格类似的农村土话来形容阅读感受的话，我看就像羊拉屎一般，一疙瘩一疙瘩的，一点也不连贯，甚至让人感觉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但基层的现实生活却又事实如此。
当然，这种感觉也是作者的一种探索，在创作《古炉》时作者已经指出，“采取了写实的手法”，“尽力使这个桔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为了写实，作者反思了年轻时的追求，那时“追求怎样写得有哲理，有观念，怎样标新立异”，“现在看起来，激情充满，刻意作势，太过矫情”。那么在《带灯》后记中作者又作了说明，他早年是喜欢“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也似乎有些像模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我得有意地学学西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可这稍微地转身就何等艰难……”，无怪乎作者感叹，哪里有文字的大力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