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上海火车站一声诡异的枪响，让年仅31岁的宋教仁倒在了血泊之中，而这也意味着民国第一迷案的发生。当时，被国民党视为政敌的梁启超政治难返故里，当得知宋教仁遇刺身亡后，梁启超慨叹：“天下从此事多矣。”因为，行凶者肯定没有意识到，一声枪响改变了宋教仁的命运，也改变了南方革命阵营的政治部署，更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这三种改变，就现在来看，丝毫不是过分之言，而梁启超的感叹无疑称得上眼光独到、政治敏锐。
按照传统的史学观点，中国的近代史自1840年算起。从那时起，中国的有识之士便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路。从洋务运动的器物之变，到戊戌维新的改良变法，再到辛亥革命的制度之变，这期间虽然有曲折，但不难发现中国人一直在为走向民主宪政、人民幸福、民族独立而努力。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异常强大，因此中国人民的革命之路、宪政之路可谓是屡仆屡起、充满艰辛。
民国初立，虽有共和之制，然各方利益必然博弈国家、民族之走向，但是这些博弈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来，而当时这个“规则制度”就是议会选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为了避免民主共和的制度遭到人为的践踏，便设计了《临时约法》、内阁制、议会制的政治模式。为此，1913年，中国人第一次进行了议会选举，选出了议会第一大党——国民党，并由其组织责任内阁。但是，上海火车站的那声枪响，令这种政治模式戛然而止。
从1913，直至今日，人们一直在探寻“宋案”背后的秘密，因为人们相信，那声枪响绝不是刺客的偶然所为，亦不是国民党所简单宣传的“袁世凯买凶杀人”。为此，一百年来，史学界、新闻界都在不断地探究“究竟是谁谋杀了宋教仁”、“为什么1913年之后，民国的宪政如同昙花一现”？回顾过去，涉及宋教仁、“宋案”的文章、著作可谓琳琅满目，但是抛开政治立场的“有色眼镜”，剔除伪史鼓噪的舆论宣传，真正切中“宋案”命脉的精品著作并不多。而在这些精品之作中，以通俗形式出现，并容易为大众接受的更是少之又少。所幸的是，今年6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满楼先生所著《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可谓是研究宋教仁、“宋案”的珠玉之作。说其经典，不仅仅是因为金先生对“宋案”有着详细地考证，更在于金先生将“宋案”的前因、后果以通俗易懂的笔锋介绍给了大众。
有人说，“南美洲的一支蝴蝶煽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在北美产生一场飓风”。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看似是单线条的事物其实未必如表面现象那么简单。以“宋案”为例，行凶者武士英的背后，应桂馨、洪述祖牵涉其中，而两者的背后却又是北洋政府的赵秉钧、袁世凯，南方阵营的陈其美。历史不是演义，更不是小说家对人物的脸谱刻画，真相或许永久地被淹没，但史家的职责就在于究历史之真相，还历史之本源。金先生通过民国时期的报纸、名人回忆以及已经发表过的学术著作，将“宋案”剥丝抽茧，逐步地还原了涉案人员的复杂关系。当然，随着近年来全民兴起的读史热潮，读者已经不满足于作者的叙述性文字，更喜欢了解作者所用史料、引用观点的出处，故金先生在行文当中又严谨地插入了注释性文字，以供广大读者的拓展性阅读。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附录部分加入了应桂馨、洪述祖的密电函件，当事各方对“宋案”的自辩电稿，这是以往大众历史读物所不曾具备的文献资料，更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另外，本书还有一个闪光之处，即金先生的笔触并不仅仅局限于“宋案”，却以“宋案”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了民初宪政的流产之因。例如，袁世凯，在清末被人称为是“新派”人物，因为他确实不同于因循守旧的旧式官僚，但即便如此，袁本人却对共和宪政的政治运行不甚了解。因此，他不止一次抱怨：“总统、总理、总长，三个‘总’，到底听谁的？”（本书）当然，袁的抱怨并非是个例，就连孙中山在辛亥之后也说：“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4页)所以，面对南方阵营的武力尚存和南北双方的相互猜疑，袁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便解散国会、解散国民党，滑向了独裁、帝制的深渊。而国民党方面的精英却大部流亡海外，先是重构组织，继而继续革命，最后引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模式，而这些与宋教仁的政党设计大相径庭。故而，宋教仁之死，无疑是民初议会政治模式之终结，更是中国近代宪政道路的死亡。
华人学者黄仁宇所著《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没有大事的一年）。如果套用一下《万历十五年》的英文书名，那么1913绝对称得上是“充满大事的一年”。这一年，不仅仅是“宋案”的发生，接下来的“二次革命”、“善后大借款”、总统选举、白朗起义（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沙俄与英国对外蒙古和西藏的觊觎（沙俄曾策动外蒙古一度独立，英国则召开旨在分裂西藏的西姆拉会议并非法划定马克马洪线），等等，无不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一百年前，宋教仁以光明磊落的言行，赢得了国民党内部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甚至连北京方面的袁世凯、赵秉钧都与宋建立了很好的私人交情，这是事实。当时的人们都承认宋具有治国的才华，具有大党领袖的风范。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年老的国家竟然不愿让一个年轻人承担发展的重担。因此，“宋案”更像是对人述说，在一个专制独裁、封建传统浓重的国度里，争取民主宪政之路是何等艰难？！
一百年后，世人的“破案”似乎仅仅停留在纸上，但又不局限于此。今天，人们不仅是惋惜宋教仁年轻的政治生涯，憎恶行凶者的小人所为，更是慨叹中国近代民主宪政的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