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人们哀叹的文化上的“回不去的故乡”相比，进城的农民工却是在遭遇真正的“回不去的故乡”，农村的老家只剩下或新或旧的一些空心建筑，而城市从来又不属于他们，上了年纪的大不了最终再回去，但年轻的尚不甘于这样的命运，于是一直在努力抗争，即使最后也不会再回到农村，至少也要在县城定居，但当下却不会回去。这大概就是当前进城农民的一般生存状态了。既然这样，本来的家乡已经在心理上失去，但未来的家乡在何处，却是一个未知数，只能在徘徊中苦苦前行。
继《中国在梁庄》之后，梁鸿又开始了寻找另一半梁庄人的历程，分赴大江南北去寻找那些七零八落地在全国各地谋生的梁庄诸人，这个历程是辛苦的，然而寻找到的那些梁庄人的生存状态更辛苦。纪实文学就是这样，那些理性的描述性文字一旦遭遇文学而有血有肉起来，读起来的感觉真是刻骨铭心。我时常有一种感觉，做三农时间长的人就像久经沙场的军士习惯了流血牺牲一样，对三农在转型期的种种痛楚有些“麻木”了。而对于将要发生的三农未来进程，也平淡得像指挥官在鼓励要上战场的士兵，“没事的，胜利属于我们，你们会凯旋的”，但实际却要迎接着巨大的牺牲。难道这些指挥官是冷血动物吗？不，他们可能在心里流血，但表面却只能平静如水，因为这个过程无法避免。
老一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命运异常清晰也异常冷静，正如作者在西安采访靠做人力车夫谋生的梁庄人时的对话所描述的：“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也没一点感情？”“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为啥不住这儿？”“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多少人在这儿办的户口都没用，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路都不是你的，那啥能是你的？……我给你说个实话，要是有吃哩有喝哩，我就不出来了。”
而年轻的进城者心态基本就像书中那个年轻的三轮车夫一样，在“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号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是羞耻的标志。”“但同时，羞耻又是他们唯一能够被公众接受和重视的一种方式，也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到权利的方式。”“他们作假、偷窃、吵架，他们肮脏、贫穷、无赖，他们做最没有尊严的事情，他们愿意出卖身体，只要能得到一些钱。他们顶着这一‘羞耻’的名头走出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羞耻，他们才能够存在。”
但不管怎样辛苦，还得在城市生活下去，这个群体将农村的熟人社会模式试图通过“扯秧子”的方式移植在城市，靠农村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介绍与保证，逐渐在城市形成了一种类似农村的熟人网络，实现抱团取暖式的生存。正如书中解释的，他们没有“单位”的依托，不可能通过“单位”来找到他们的存在点，也没有共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给他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但这一乡村熟人社会在城市的移植，又与城市固有群体的生存面临冲突，在南方的外地与本地人的争斗中体现出来，也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课题。
不管什么心态，人活的是当下，总是需要一些精神的，这一点对于进城的农村人来说，是最贫乏的。亦如书中所述：“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务工者，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他们喜欢上网、聊天、打游戏，喜欢穿着帅酷的劣质衣服，染着头发，穿着牛仔裤，挣一点钱就去买手机，在城市的大排档和同伴大声地聊天、喝酒，可是命运却必须抉择，有逃离者，有沉寂者，有煎熬者，还有崩溃者。对此，当城市的白领们还在吟唱“谁的青春不迷茫”之时，这些最迷茫的青春又有谁来体谅？
当然，社会的问题最终还要在社会层面去讨论，作者在后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沉痛之感。“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人，我深深理解这个痛楚，并不断吟唱着这曲失落的农村挽歌！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