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和《生命树》四部“天山系列”小说问世之后，作家红柯推出了他的最新长篇力作《喀拉布风暴》，这部小说在增华天山小说系列的同时，将波澜壮阔的边塞奇景、荡气回肠的神话史诗、跌宕起伏的情感纠葛以及对个体存在的形而上“拷问”交织在一起，并以一种诗化的言说方式呈现给读者，编后不禁击节称赏。《喀拉布风暴》着力刻画了六个命运交织的青年男女：张子鱼、叶海亚、孟凯、李芸、武明生、陶亚玲，并将他们前世今生与情感纠葛的故事嵌入一个交错的时空之中，这里有戈壁大漠，边地塞外，也有繁华都会；有对家族命运的追忆，对当下存在的体认，也有对缥缈爱情的憧憬。作者用比兴的手法将沙漠瀚海、喀拉布风暴等意象引申为生命与爱欲的沙漠和风暴，而书中主人公在历经爱情的喀拉布风暴后，各自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纵观《喀拉布风暴》全书，首先是作者的创作隐射着对现代性后果的反思和回归自然的取向。故事主干围绕着三个男主人公——张子鱼、孟凯与武明生——的前世今生徐徐展开。他们都成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现代社会快速变更、发展的夹缝之中，生活在现代工业文明以不可抵抗的力量压缩、消解大自然的“边缘环境”之中。张子鱼成长在城乡结合部，武明生出生于偏远山村，而孟凯也是由塔城被“贬谪”到濒临戈壁沙漠的精河县。他们成长的人格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接受与被同化的过程，但又由于他们成长的“边缘环境”，因而每个人也汲取了大自然最后的精神甘露，只是迫于外部力量，这些自然精神的孑遗被深深压抑在潜意识层面，这便成为日后他们人格和精神矛盾的根源。而这三个人从好武斗狠到自我克制的过程所展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隐喻：从对城市工业文明同化的反抗，到对自身“自然情结”的抑制。在这里，沙漠、地精、金骆驼等意象被作者符号化，成为某种精神象征。
这些表面上已被现代性“规范”的主人公，作者以要么极端、要么诡谲的意象将他们与沙漠戈壁，地精、肉苁蓉甚至动物睾丸（武明生家族的骟匠生涯）等联系起来；且不时巧妙地透露出他们内心对返璞归真的冲动，从而造就了一种卡夫卡式的人物形象，即处境的荒诞与情绪的真实的统一。这种统一性表现在张子鱼的身上尤为突出，也为他随后回归本心、回归沙漠埋下了伏笔。
《喀拉布风暴》中，颇有女人缘的张子鱼是一把开启故事的钥匙。他是第一个回归自然、本心，做出爱的迁徙，并承担起迁徙后果的人，也是第一个达至海德格尔所谓的“真诚的”生存状态的人。小说的开篇张子鱼便以一种荒诞、寥落的异类形象出现（总是一个人茕茕地出现在沙漠戈壁之中）；但就是这把看似落魄的“钥匙”打开了美丽动人的新疆女子叶海亚的心锁，进而硬生生地把她从孟凯身边抢走。这看上去似乎吊诡的故事情节却隐藏着作者的高明。吸引叶海亚同张子鱼私奔的，并非张子鱼乖张的行为，而是张子鱼所显露出的的真诚性，一种“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的存在方式，一种对骨子里压抑已久的“自然情结”的自觉流露。而恰恰也正是因为叶海亚一直对回归自然、本心有所牵挂，张子鱼的出现才能唤醒她内心中潜藏已久的激情，于是两颗心一拍即合。
叶海亚的离去使整个故事的链条进一步被打开。孟凯在深入沙漠寻找叶海亚，求之不得后，进入到一个人生的阵痛期，作者在这里用闪回的手法，使读者得以窥见孟凯的前世今生，其意在暗示孟凯本人对自己人生、爱情的反思，这便是哲学上所称的“边缘感”，也是对自我存在的一种自觉体察。孟凯随后离乡背井，远走西安。这个情节看似是对城市工业文明的归附，实则暗示着某种精神性的求索。孟凯迁居西安，毋宁说也是这样一种磨砺。正是由于他本出自代表工业文明的城市，他内心中最真实部分也就必需以这样的“回归”才能得以发现。越是身处城市的包围，孟凯内心中潜藏的“自然情结”才越能被他感受强烈。作者在这里用孟凯的爱情迁徙作为隐喻，并以沙漠、地精等为线索，暗示着孟凯的精神之旅的结局；同时也打开了武明生等其他人物的故事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归自然正是作者对现代人逃脱生存困境的一种尝试。而这个通达自然之路的途径，必须先是对自身的澄明、对环境的体认、对可能性的选择，主人公们才能掀开生命的“摩耶之幕”，抵达自己最真实的存在。
其次是作者对陕、甘、新乃至中亚各地文化、美食以及民俗描写得惟妙惟肖，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了解区域文化的窗口，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人文观照度。比如作者开篇就介绍了一场典型的哈萨克婚礼，作者如是写道：“……哈萨克族蒙古族歌手助兴，新郎陪所有女宾跳舞，新娘陪所有男宾跳舞，最后新郎新娘跳舞，来宾自由组合围着新郎新娘跳舞，最后送新郎新娘入洞房。”在婚礼的整个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一首首哈萨克民歌，如《玛依拉》《走黑马》以及那首象征着自然精神的《燕子》。整个描写让读者领略了哈萨克民族载歌载舞、欢天喜地的结婚场面，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甚至会在心中对这场美好的婚礼默默地产生一丝羡慕。再比如，写新疆精河县特有的农业文化：“城外大片庄稼地，更多的是枸杞。精河的枸杞把宁夏都比下去了。到处都是红宝石红珊瑚红玛瑙一样的枸杞，长在树上的、晒在地上的、屋顶上都是一片红。穿过大片大片的枸杞林，离沙漠很近了。榆树林外边就是沙漠。单个的胡杨树，沙丘，沙丘上的梭梭、红柳……”即使是一个未曾到过边疆的人，那也一定会为这段文字所感染，血红色的枸杞林外是深绿色树冠的榆树，而远方缥缈的黄色沙漠中依稀点缀着黑色的沙漠植被，如此的层次与色彩，似乎将记忆中的所有美景都比了下去，让人油然而生一探究竟的冲动。
作者对大西北美食的描写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从新疆的馕、拉条子、揪片子、抓饭、骆驼蹄子，到陕西的羊肉泡、岐山哨子面、油泼面、灌汤包、biangbiang面，作者几乎要将所有西北美食都囊括其中。但又不单单是简单地罗列，而是同时借人物之口，阐述了自己对美食的深刻见地，比如，“新疆人喜欢古长安的所有东西，就是不喜欢羊肉泡和水盆羊肉，陕西羊肉跟新疆羊肉没法比，羊肉泡和水盆羊肉把羊肉煮的那么烂跟豆腐一样，老头吃的东西嘛，新疆儿子娃娃吃的可都是手撕羊肉烤羊腿，那肉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新鲜劲道有嚼头。”甚至，美食俨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孟凯在老孙家请武明生吃饭，武明生连问三遍，得到证实，老孙家羊肉泡，武明生立马赶来，见面就嚷嚷：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喜欢羊肉泡就标志着你是西安人啦。孟凯十分老道地掰着托托馍，掰得很碎，都是豆粒那么大，武明生感慨万千：狗日的安禄山，常年在边境打仗，长安城里的深宅子就没好好住，防着李林甫又防着杨国忠，给皇帝表完忠心就赶紧往边境上跑，狗日的要是在长安城正正经经呆上半年六月，吃上几顿羊肉泡，就不会有‘安史之乱’了。”这种将美食上升到文化认同，并用略带调侃意味的笔触将美食的背景、特质与味道信手拈来，怎能不叫读者流连忘返？除了习俗、美食，作者对西北民粹同样着力进行了描写。以秦腔和眉户为例，作者借陶亚玲和孟凯之口，介绍两种戏曲的名句、名段，将它们的艺术形式、演唱特点、发展历史悉数道来，给读者展开了一副深邃而博大的西北曲艺文化画卷。
诸如此类对西北民俗、民粹文化的描写在《喀拉布风暴》中比比皆是，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他从切实的体验中获得第一手的素材，并将这些生活素材加工升华，在不失其真实的前提下，又把真挚的情感投入其中，将它们用优美的语言展示给读者，从而使小说内容饱满，内涵深刻，极具可读性。
最后是这部小说在创作风格上特色独具。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伤痕文学、先锋文学、魔幻现实主义等潮流之后，作家的写作呈现更加多元的格局，各种“主义”百花齐放、并行不悖。这部作品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的这个时间跨度上，探讨了社会变迁、工业文明急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同人物的生死爱欲与生存状态，同时穿插着恢弘的历史、隽永的史诗以及凄美的传说，文笔优美流畅，节奏感十足；书中不断闪回着斯文•赫定的中亚腹地探险故事以及凄美幽婉的古波斯诗篇，不由让人联想到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刻画布恩迪亚家族的笔法，它们与青年男女的故事隔空呼应、相辅相成，使整个故事结构饱满而思想深刻，富有感染力；作者以浪漫主义为主体基调，又不拘一格地将魔幻现实主义的行文方式，以及新感觉主义部分描写技巧，运用在创作当中，使全书充满画面感，情节丝丝入扣，勾人心弦；而大量的隐喻和象征的使用，以及历史、音乐、艺术等元素的加入，则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厚重感。
作为在一定意义上反思工业文明的现代作品，它没有通常的“先锋文学”中占比很高的主流元素：残忍、疯狂、复仇、荒诞、梦幻、血腥、肮脏等。相反，作者是以崇高的主旨和优美的语言来行文，使那久违了的崇高感、神圣感、想象力与诗性扑面而来，在厚重之外，更显得格外简洁、清新。
总之，《喀拉布风暴》不失为当下中国文坛一本不可多得的大作、佳作。这部作品以一种义无反顾的态度，表达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审美追求。作者以丰富的感情，打破时空藩篱，将历史、传奇与现实的爱情完美交融；以诗化的语言激扬文字，娓娓道来；以细腻的笔触刻画波澜的内心世界，倾诉爱情的美好与错过的怨艾。在作者笔下，无论得与失都那么至真至纯，一幕幕生死爱欲、悲欢离合，在苍茫大漠背景的烘托下，都成为旷世绝恋，读来让人不忍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