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模式在外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评，“中国模式更具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优越性”，这是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和习惯性认知。但在国内学界，对中国模式始终存有争议。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告别了高增长，结构性失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争议又逐渐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经济学者杨国英的这本《中国经济——盛世下的阴影》，便是集中些探讨这些问题的最新论著。
按杨国英的观念，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判，取决于诸多变量以及不确定事件，任何先验的预测都不靠谱，至于经济现状背后的形成机理，更值得我们深思。说得通俗些，中国的未来更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知和行动，而不考虑这些就盲目下结论，是无知和可笑的。
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无非是内部的通胀，通缩，投资，税收，外部的金融风险，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等等。杨国英认为，通胀“旧忧”刚去，通缩“新忧”又来，而如果通缩久久挥之不去，则极可能形成与经济衰退强烈的负循环——经济衰退，导致通缩严重，而通缩严重会进一步加速经济衰退。那么，应如何解当下“通胀”之忧，以免经济陷入通缩与衰退的负循环之中呢？他并不主张采用传统的财政反周期政策，而主张采用诸如货币等其他政策。他将其总结为“求稳定”与“谋发展”的矛盾，在通缩苗头出现时，实行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亦可谓“谋发展”。 “求稳定”本为通过微调货币政策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缓冲期，而“谋发展”才是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对于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杨国英并没有泛泛地批判GDP崇拜，片面政绩观，而是从经济学角度给出了分析——源于信用优势，与市场化的企业相比，地方政府融资显然更具信用优势，而在这种信用优势的背后，不仅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地方财政担保，更存在可以随意转换的土地等资源的有形资产担保。所以，地方政府才敢在存量债务高企的情况下，持续增加举债规模；也正因如此，金融机构才敢罔顾相关监管部门的禁令，满足地方政府的举债需求。
但是，地方投资所造成的赤字，毕竟是实实在在的风险。在美国次贷危机远去、经济已明确复苏的大环境下，我国财政赤字却持续处于高位，并且呈螺旋式上升之势，表明我国经济严重缺乏稳定性，只有依赖外部刺激才能确保“经济维稳”。诚然，我们不宜先验地否定扩大财政赤字的必要性，但同时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负循环共振状态已进入了危险的阶段。在扩大财政赤字方向已明之时，我们必须注意技术性平衡。他对此提出的建议是：首先，财政赤字增幅不应过大，应在小幅扩大的同时，通过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为经济转型提供制度红利；其次，在财政赤字扩大的同时，应避免货币政策的同速扩张，以防止经济泡沫过多，从而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维持整体均衡。
杨国英认为，在大规模投资依然是经济发展大动力的现实下，亟须处理好三大技术环节：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的协调、投资规模与财政收支的可持续，以及行政主导型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平衡，避免因缺乏统筹协调以及风险评估，造成“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苦果。
对于海外并购，杨国英的观点也很有见地。他比较了中国多家企业的并购之路，尤其是华为和中兴，随着这两大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市场规模的提高，其外在阻力亦近乎同比例地放大。在华为和中兴开拓海外市场的早中期，其阻力更多来自同行的国际巨头；可在最近几年，阻力却逐渐来自发达国家政府。在华为和中兴的国际化过程中，其阻力的表现形式亦根据不同阶段，可相对细分为技术阻力、知识产权阻力和政治阻力。他认为这些企业应该多多学习、借鉴万向的并购模式，
回顾万向的海外并购史，杨国英发现，万向海外并购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灵活变通的并购手法上，更体现在循序渐进的并购思维上。万向近20年的海外并购，堪称稳扎稳打、渐次推进。从1996年在美国并购第一家工厂开始，万向迄今在美国已有28个制造基地、美国员工已达6500人之多，而在此过程中，万向在美国市场的并购金额亦逐渐从数百万美元逐渐上升到数千万、数亿美元。万向通过前期的小规模并购熟悉当地政经民情，为其后的大规模并购降低系统风险积累了经验。与之相比，TCL、庞大汽贸等企业在缺乏海外并购经验之时，即启动大规模海外并购，最终导致巨额亏损，甚至摇撼了在国内的产业根基。
杨国英还以三普药业购买铜期货失败的案例，对中国制造业购买金融产品发出了警示，他认为面对变幻不定的全球金融市场，以大宗商品为主要生产原料的制造企业，借助期货套期保值、期权等金融工具，以规避未来大宗商品涨跌、汇率升降等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不仅合理，亦是相对必要的。但是，如果制造企业过度使用金融工具，则不仅难以起到规避风险的目的，更可能由此带来更大的风险，三普药业即是典型案例。因过度使用金融工具而引发恶果的案例，还有知名不锈钢制造企业长利公司。本指望原料镍板价格上涨而过度囤积，岂料遭遇国际金融危机镍价一年内大跌70%，惨遭巨额亏损而无法支撑后，长利董事长包存林最终沉池自尽。
而对此作更深层的分析就会发现，越是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营遭遇困境，往往越容易激发企业家过度使用金融工具的冲动，试图通过金融投机赚取暴利，以维持自身企业的正常运营。但是，太多实例告诉我们，合格的企业家，并不一定是合格的金融家，不以避险、而以赚取暴利为目的的金融投机，其结果不仅极易产生巨额亏损，还往往使企业陷入更难自拔的绝境。对于制造企业，无论宏观经济阴晴与否，金融工具均应作为企业经营的风险管理工具，而绝非一条赚取暴利的捷径。在我国经济仍处下行通道之当下，饱受经营之困的制造企业，切实可行的突围方向只能是强化企业内控管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研发能力，而不是过度使用金融工具，盲目参与金融投机。
作为一本全景式研究中国经济的著作，杨国英对其他问题也提出了他的见解和建议，比如“代工企业切勿仓促转型”，“民企接班人不应痴迷虚拟经济”，“民企谨慎参与国企改制”等等，这些也都是他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学界比较浮躁，分析问题少，情绪化炒作多，而这往往会使政府在民意的压力下过度反应，从而做出错误决策，比如在2011年中国经济成功克服全球经济危机，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本应是民间投资“接棒”政府投资的一年，政府却在舆论压力下过度紧缩货币，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就是经历了从去年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又不得不在今年下半年重启政府投资。对此，部分经济学者和财经媒体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知不易，行更难。杨国英是财经媒体人出身，对中国财经问题具有天然的敏感，又长期从事金融投资，对整体经济的理解或许比一般人更深刻些。本书并不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论调，只是透过当下中国经济的不同截面，作实实在在的分析，这种态度正是当下学界最稀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