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当今中国最能引发所有人共鸣的词汇。自中国领导层换届以来，重启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以此缓和日趋危险的社会矛盾，已成社会共识。
但是过去10年的改革僵局表明，如今的改革难度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与20世纪70年代末相比，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政府部门由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和审批权成为一大改革阻力。因此，改革将陷入复杂的利益博弈，甚至有悲观者认为“改革已死”。
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等待政治家的英明决定。相反，政治家的选择也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每个公民都不应该成为旁观者，这不仅因为一旦社会出现大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因为一个个微小的力量联合起来就会形成足以推动历史车轮的合力。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具有较大话语权的社会精英肩负着更特殊的责任。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改革切入的。因此，经济学家始终是改革议题中最活跃的群体。“吴市场”、“厉股份”是典型代表。作为一个群体，经济学家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域，例如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经济学家可以是许小年、张维迎这样的“问题批判者”，也可以是吴敬琏这样的改革方案设计者，甚至跻身政府高层亲手抄刀改革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
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不少经济学家选择“抬轿子”的道路，屡屡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提供理论的呼应；也有的经济学家走上民粹主义的路线，靠煽动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来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从社会现实来看，这两类人还大有市场。
究竟如何衡量一个学者的价值？在笔者看来，一个学者有两种价值: 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容易量化，通常以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论文被引用次数为指标。社会价值难以量化，主要体现为政策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学术价值一般都是正的，但社会价值有时为负数，例如一些学者不负责任地刻意“误导”公众认知，抑或为求“进宫对诏”的机会而牺牲学者的独立与尊严。
能同时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有所建树的人屈指可数。凯恩斯、弗里德曼、科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仅成为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也对政府政策和社会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每次遇到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就引发热烈争论。很多人不知道，凯恩斯还是参与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方案设计的主要人物之一。虽然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但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学者屈指可数。特别是随着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大师似乎已成绝响。
更多的人属于“偏废型”。例如，“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虽然没有一篇论文能跻身全球顶尖学术期刊，但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影响力是绝大多数海归精英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他们更多算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为国际经济学理论“添砖加瓦”，而在于把一些朴素的经济学原理转化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许小年虽然政策影响力不大，但他对纠正公众的错误认知、普及市场经济原理发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同样，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也不是因为他的理论创新，而是他对普及市场理念的不懈追求。
还有一类属于“学究型”。在现代大学论文考核机制的促使下，大量学者醉心于对各种模型的演绎，生产出大量“顶尖期刊论文”，但这些文章无人问津，读者少得可怜，成为只有圈子里的人相互“激赏”的象牙塔游戏。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问他这篇论文的社会价值是什么，估计他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的。这种现象由来已久。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于2002年发表的《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一文，很早就警告了商学院日益“偏离实体经济需求”的危险。在他看来，很多教授沉迷于撰写那些没有几个人读得懂的晦涩论文，而忘记了商学院的真正使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对学者而言，即使凭借顶尖论文能在美国一流大学混到终身教授职位，这种“向上弱智化”（dumbing up）依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在笔者看来，学术价值是比较容易追求的，只要你IQ正常、足够努力。但社会价值才是考验学者功力的试金石。要么你能像弗里德曼那样开创一个学派，要么你能像吴敬琏一样以智慧、经验和影响力去改造社会。仅仅因为论文在国际排名第几就自以为是，这比央企进了世界500强就以为自己成了“世界一流公司”更为可笑。
当下，中国改革正行进在历史的三峡。如果不坚持推进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就有可能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深渊。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比学术能力更加重要。凯恩斯说: 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经济学家也会短期化地追求个人利益。
讲真话，讲负责任的话，有时需要很大的勇气。如吴敬琏在2001年怒斥股市“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其后的股市下跌导致很多股民迁怒于吴敬琏。在被误解、责骂的时候，吴敬琏总是引用伏契克的那句话: “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几年之后，那些股民已经非常认同吴敬琏的看法。
面对艰巨的改革任务，经济学家应该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成为改革的推动者。如果说，政治家的抉择是多种因素博弈的结果的话，那么社会精英尤其是经济学家的参与就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不应妄自菲薄，让我们记住凯恩斯在1936年写下的这句话: “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书《下一个十年——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