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微博里开了个玩笑，说经济学家的脸似乎都在说着这样一句话：“你为什么欠钱不还？！”下面配了以郎咸平教授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照片。其实这些经济学家的脸真的很少有阳光灿烂的。就拿郎咸平来说，他的脸一般都会出现在他的书的封面上，在他的上一本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的封面上，郎咸平紧紧地抿着嘴、目视远方，是一脸的无奈——就像有人欠钱不还；而在最新出版的这本《让人头疼的热点》中，封面上的郎教授竖着一根手指，撅嘴蹙眉，——似乎在向欠钱的人痛陈利害、不住地问“为什么”。
就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郎咸平本人其实就很让人头疼。他不像别的经济学家那样，要么为当下的政策“唱红”，要么就自吹自擂自己多么伟大，要么就高来高走弄一些深奥的理论，要么就名义上为民请命实际上却是为一些利益集团摇旗呐喊。郎咸平不是这样。首先，他不自傲，在他的书里，你经常会看到他说“我是搞经济的，政治的事情我不懂”或者“连我老郎这个水平的都看出来了”之类的自谦的说法。但是这并不代表郎咸平不权威，在经济领域他总是很自信，时常你也会看到他说“我早就说过了会怎么怎么样”这样的大声疾呼。而郎咸平的自信和别人并不一样，他总是用数据在说话。数据是经济学家最大的武器，然而很多搞经济的并不懂得使用这个武器，而只是一些理论和想当然，最后当然也无法说服别人。这些不注重数据的“经济学家”更像是政治学家，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往往都是从政治角度去考量问题的，这样就难免会有所偏颇。比如郎咸平在《热点》这本书当中说到的关于反腐的问题，有些人想当然地把新加坡和香港的廉政和高薪联系在了一起，就提出了要高薪养廉。郎咸平就指出，其实是新加坡先有了“廉政”之后才有了“高薪”，说“高薪养廉”完全是颠倒了二者的因果关系，而且，“新加坡的‘高薪’并不是针对所有公务员，而只是总统、总理、部长一级的……新加坡公务员的平均月薪只有社会平均水平的90%，相当于新加坡建筑工人的工资水平。”郎教授的这一数字出来，那些想当然的主张“高薪养廉”的人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数据来，说说我们的公务员的平均月薪和社会平均水平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即便是真正的政治家，在出台政策的时候也应该多看看数据，要不然所拿出的政策也只是空中楼阁。就像郎咸平一再批评的“四万亿”，就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最后只能是全社会来承担后果。这种类似的一厢情愿有很多，就像我们政府现在要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即GPA，郎咸平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说：“我呼吁政府不要为了加入这个组织，做太多的牺牲，到最后发现得不偿失。”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加入WTO这类的组织究竟是为了什么。《热点》的第一篇《让人头疼的国际经济风云》让我们真的读得有点头疼。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我们一直是被告，而且人家是一告就赢。“但遗憾的是，我们被人家告了那么多年，竟然都不晓得这些诉讼本身就是不成立的！”而且，我们一直被告，却从来没有想到告别人，不是对方守规矩我们不守规矩而只能我们被却告不了别人，郎咸平就为我们分析出了美国和日本的软肋都在哪里，让我们在受制于人的时候也能制于人。但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办法对付美国日本，“可怕的是，我们很多企业对这种‘被打’的态度也‘乐于接受’，根本不去想如何反抗，更不用说主动出击了。”所以说这些东西真是让人看得头疼，我在想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读读郎咸平的书，去采纳一下他的意见呢？
对外如此，对内政策更是如此。就像郎咸平在本书《序言》中开场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领域‘恶性’热点事件频发，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来自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源自中国经济自身的系统性危机。”个人觉得，后一种要比前一种可怕得多。一个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抵御气温的变化。我们的经济体系本身就千疮百孔，国际上有一些风吹草动我们就很难承受得住。我们经济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用政治管经济。政治管经济的时候又不会从经济的角度去梳理经济问题。这就导致了经济的问题政治化，政治的问题又经济化。试问，有多少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是真正地从经济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为自己的政绩着想的？而反过来这些人在考虑政策的时候又会先从自身利益去考虑问题。这样循环下去就是改革会受到越来越多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经济却越来越受到各个方面力量的制约。于是，我们的经济就越来越不自由。而经济不自由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的不自由。于是我们看到，国企明明没有利润还在大而不倒，民营资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却依然无法摆脱困境。这种不自由如果再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很难说不会变成死水一潭。
所以，郎咸平一再提出“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可以说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但是实施起来却无比艰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倒退。这是因为既得利益者没有危机意识，不愿意放弃短期利益，却不知道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高悬；也有一些人抱着幻想，以为中国经济的问题都是个别问题，以为头痛医头就有用，却不知道长期头疼就会造成器质性病变。如果真的像郎咸平说的那样倒逼出一个改革来，就真不是头疼医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