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要素的边际报酬都呈现递减的趋势。落后国家投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或回报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具有追赶发达国家的潜在的优势。Psacharopoulos(1994)研究发现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都要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其中，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对中等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0.152， 0.134和0.103，私人收益率分别为0.193， 0.187和0.128，都呈现出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要低得多。人力资本投资像物质资本一样，也具有报酬递减的性质，这是因为人的智力开发是有限度的，开发一个文盲的智力与开发一个大学生的智力在效果上是不一样的，同样一元钱投入前者的效果就要好得多。发达国家智力开发已达到较高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开发水平比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智力开发的效益就要高于发达国家，同样一美元的教育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边际收益就会高于在发达国家的边际收益（郭熙保，2009）。
依照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如果资本和技术都是自由流通的，政策和市场都是有效的，那么根本不会有贫困国家的存在，至少不会有长期贫困或持久贫困存在。因为穷国总是可以通过采用富国的先进技术，引进富国的资本来获得发展 。对于个人而言，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瓦尔拉斯均衡中，人们只要肯努力工作，是不会处于长期或持久贫困的，同时富裕的人也只有通过长期努力才能保持富裕，只有懒惰的人才会陷入贫困。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勤奋的人不一定能富裕，富裕的人不一定勤奋，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人们陷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穷国不能有效使用先进技术，资本也没有源源不断地从富国流向穷国。此外，除了受到各种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等影响外，穷国内在的各种体制弊端也层出不穷，例如政治腐败、缺乏管治、暴力动乱等，导致价格不能有效调节市场，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例如利比亚、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等。即便是没有这些体制弊端的国家，如马里、加纳、以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一天生活不超过1.25美元。人力资本没有大量地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反而是从发展中国家不断地流入发达国家的现象。其原因是什么？学术界对此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从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角度来阐述的。Romer(1986), Lucas(1988,1990)等从技术外部性或知识外溢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将知识的溢出效应或人力资本的技术外部效应加入到总生产函数中，从而产生一个递增的收益，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在富国要大于穷国，从而人力资本不会由富国流向穷国，而是由穷国流向富国。与Romer(1986)，Lucas(1988,1990)所考虑的技术外部性不同的是，Acemoglu(1996)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的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相互作用，构建了人力资本投资报酬递增的微观经济基础。Acemoglu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市场由劳动者和企业组成，社会生产投资过程分为两期，在第一期劳动者决定其对人力资本投资时，企业决定其对物质资本投资；第二期企业与劳动者进行一对一的匹配，假如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匹配是有成本的，在一个不完美信息博弈中，当一部分劳动者增加其人力资本投资时，企业为了提高产出就会增加相应的物质资本投资，而那些没有对自身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也会相应增加，最终导致报酬递增。
第二种解释从扩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出发，保留规模报酬不变和外生技术进步这些基本假定，将阻碍人力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因素归于制度和政治差异。例如Mankiw, Romer & Weil(1992, 以下简称MRW)从扩展的索洛增长模型考察了跨国经济增长。与Lucas（1988,1990）和Acemoglu（1996，2000）等分析不同的是，MRW对内生增长模型的物质资本规模报酬递增或不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MRW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一个额外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论表明即便维持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定，模型仍然能够足够地解释跨国收入差距。由于假定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模型预测穷国的要素边际收益高于富国，但是人力资本为什么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MRW提出的一个解释是：穷国面临各种金融约束，并且也有政治风险，所以尽管穷国的要素边际收益高于富国，富国的人力资本也不会流向穷国。
经验研究对传统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当现实的经验研究与传统的理论假定相违背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现实的经验研究方法和结论有问题，还是传统的理论假定有误。这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很难简单地回答谁对谁错。本书使用动态面板数据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对国际和国内的人力资本投资、贫困陷阱与经济增长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的数据来看，都呈现递减的趋势。部分实证研究之所以会得出收益率递增的结论，主要是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门槛效应，我们认为不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投资，都存在一个最小投资规模，低于最小投资规模的投资都是无效的。正是因为存在最小投资规模，导致一些投资不足和资本稀缺的地区或国家的要素收益率低，而一些资本充足的国家和地区的要素收益率反而要更高，呈现出表面的报酬递增的趋势。尽管存在部分落后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低的情况，但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和收益率，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对中国的经验分析也表明，尽管短期内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但就长期而言，收入差距必定会缩小，现有的研究只是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而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在人口流动和推进城镇化中的作用，而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又会对收入差距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关系，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扩张的初期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又会减缓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简单地用收入差距扩大来否定边际报酬递减可能是错误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整体而言呈递减的趋势，后进国家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仍然是具有潜在优势的，但是投资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这种潜在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否则投资就是无效的，后进国家将因为投资的低回报而陷入贫困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