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本来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只要中央发文件，每年都会有一号文件，但自从1982年起中央把一号文件这个序号给了农村工作以后，一号文件就成了三农工作的专属名词，从此有了特别含义。很有意思，上世纪80年代出台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时间段竟然与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时间大体一致，都是1981—1986年间。那是中国人打开国门意气风发改革的年代，中国女排五连冠所表现出的奋力拼搏精神，不仅长了国人的志气，也成为一段难忘的民族记忆。同样，上世纪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也大长了农民的志气，推动形成了农民心气最顺、农村改革最为红火的三农年代。如今，在新世纪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发出10个的时候，再回头看看上世纪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又有着新的意义，那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再来思考农村改革的历程。还好，陆学艺先生在生前留下了关于这5个一号文件的回顾与思考，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
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顺气丸”。这个文件发于1982年元旦，但主要内容于1981年底形成，而且由胡耀邦亲自签发，要求以后每年搞一个农村方面的战略性文件，并排成第一号。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最大功绩是回应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长达近三年的大争论，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也为包干到户等农民群众的创新做法定了性，自然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包干到户不久就在全国全面推广实行。
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大力丸”。这个文件1983年1月2日发出，在高度评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如社队企业、专业户、个体工商户、长途贩运户的问题，还有部分个体工商户开始雇工的问题等。文件的态度是：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工作更扎实一点。文件的这个态度，进一步鼓励了各地的探索和实践，为以后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埋下了伏笔，也为以后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留下了政策空间。
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长效定心丸”。1982年开始，由于连年丰收，农村出现了卖难问题，还出现雇工现象并引起争论。在此背景下，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1984年一号文件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二是明确宣布，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个文件把农村改革从生产层面开始转向农村工商业层面，而延长土地承包期是对农民政策不稳定忧虑的最有力回应。
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跌打丸。1984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特大丰收年，农业生产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峰，粮食卖难、存难、运难问题突出，已有的购、销、调、存、运的设施和体制也不堪重负，必须进一步改革。1985年的一号文件回答了这个问题，决定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统购派购任务，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但由于国家财力不济和考虑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这个改革对农民而言一喜一忧，喜的是取得了农产品自主经营权，忧的是收购新办法让农民的收入下降。当然，这个改革也是让后来十分羡慕的，力度很大，但成本很低，当年国家财政在这一方面竟然减少支出11.2亿元。
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樟（涨）脑丸。1985年一号文件的出台让农民觉得种粮吃亏，加上1984年卖难，到1985年粮棉产量出现较大幅度减产，为刚刚启动的城市改革增添了不稳定因素。所以1986年出台的一号文件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要加大投资，对正在兴起的乡镇企业也给予了肯定，但在农产品的合同收购上依然维持低价，农民种粮不积极，粮站打白条、干部催粮现象抬头。而且，这种让相对贫穷的农民以低价补贴城市居民的状况持续了近十年。
连续5个中央文件之后——五号文件。1986年的社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又多了起来，因为1985年的农业波动引起了关注，开始有人认为包产到户的潜力枯竭了，但农村部门的研究表明，当时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基础不强，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1986年冬继续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但指导文件发在了1987年1月22日，是当年的中央第五号文件，改革开放后的系列一号文件至此也就告一段落。这个文件对农村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作了一个简要总结，提出了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中心任务，即逐步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但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而拖延了下来。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