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到傅佩荣先生新著名为“朱熹错了”，我便联想到清人毛奇龄的《四书改错》。非议古人易得大名利，然而也不免将自己陷入到自是之中，孔子云：“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修慝反身，方是实学之所在也。人类发展数千年之久，之所以一次次从禽兽之域拔将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些不甘流俗的贤哲，看清了千亿人的醉生梦死、迷途不返，在漫漫长夜中，这些灵魂正如一星火光，指引着我们。有人张口便说，贤哲误我、误苍生、误后世，有没有想过若无这些伟大的灵魂，世界会不会更糟呢？评判就是衡量，傅先生要用自己的平准去衡量一座文化史上的高峰、正如他说的这座高峰无法绕过，其难度可想而知，其勇气令我钦佩。
傅先生虽然称“朱熹错了”，但是他实际上仍然走在朱子所开辟的道路上。历史上对《四书》的解释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训诂式的、考证式的，称为汉学；另一种义理式、诠释式的，称为宋学。朱子便是宋学的高峰。凡是以义理解《四书》的，都绕不过朱子。甚至考据学派，也要面对这座高峰。毛西河的《四书改错》就是典型的汉学式作品，他认为朱子注《四书》的错误在于字词的训诂以及关于典章制度的解释。傅佩荣先生主要走的是义理阐释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以求领悟四书的义理”。
训诂考证靠得是知识、靠得是勤奋，而义理、诠释则要靠领悟力、自觉力，这种领悟力、自觉力从何而来？当然，它离不开训诂、考据，但是从根本上它是一种深造自得之学，这种深造自得，若是无天赋的美质，那就必须依靠后天一次次反求诸己的事上磨练，如此才能困而学之、学而知之。傅先生的这本新著也应该由此出发，我想事实上他也作了很大努力。这些努力表现在《朱熹错了》这本书中，尤其是表现在对《论语》的相关解释中，傅先生也承认“心力用在《论语》上的最多”。
傅先生对朱注《论语》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说对“学而时习之”中“时”、“习”的解释，对“束修”的解释，对于“三纲”的批评，对于“鬼神”的肯定，对于“博施济众”的看法，如此等等。虽然前人多数已经揭示，但是用白话文重新读来，确实与现代人的心理更为贴近。其中，有些批评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也很难说朱子就是错了。或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乎？
比如，傅先生对“束修”的解释，我原来曾在网络上听过傅先生的讲说，初不以为意，细思之，确有其道理，正如傅先生讲的，孔子要三万条干肉做什么？反过来，朱熹为什么采取了古人这种说法，却未提傅先生的讲法呢？朱子认为束修是“至薄之礼”，贽礼之虽至薄，难道可以没有吗？拜师之礼，或者在朱子看来，可能是必须的。
还比如，傅佩荣先生对“天理”、“鬼神”的批评，这点也我衷心认同的。宋明诸大师与孔子时代最大区别，应莫过于此，即“天”的人格神化的消退，“天理”中的“天”更倾向天的运行法则，这种法则也是人间秩序的基础。当“天”的人格神化色彩消退，人们对天理的敬畏确实也不免随之消退。正如，傅先生举钱大昕讲：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冷冰冰的天理而心存敬畏呢？二程以“阴阳二气”解“鬼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更甚。确实，这是宋明理学应该反思的。不过，这些命题并非全是程、朱生造出来的，天理、人欲之辨，人死之后气归于天，亦能从《礼记》等经典窥其渊源。
再比如，傅佩荣先生对圣化孔子的不满。的确，从朱子注《四书》中，可以很容易看到这样的句子和思想倾向。我也不愿意过度神化孔子，从《论语》中看，孔子也确实是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甚至也犯过一些错误。从这个角度看，孔子也是人，确实不应该以彼之是非为是非。然而，圣化孔子不始于朱子，早从《论语》就开始了。为什么孔子得到了神化？称之为生民以来未之有的圣人？我想，是孔子给我们展现了一条成圣之路，正如子贡讲的“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为什么人们要称“圣”于孔子，要取法于孔子？这就是《中庸》中讲的“无征不信”，上帝为什么要化成耶稣来到世间？彼人，我人，彼能为，我何不能为？这就是征信，这就是信仰的起点。只是讲天、上帝、讲鬼神，而没有出乎其类、拔乎其粹、以先觉觉后觉的圣人降临在我们作为同类的凡人中间，我们怎么去征信天、上帝、鬼神？
除了上述这类见仁见智的看法外，另外一些可能错不在朱子、而在于傅先生罢。数千年中，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讨论何其夥矣！傅佩荣先生首先是通过原始文本，考察了什么是“善”，指出“善”是行为之善，因此得出结论说人性不是“本善”，而是“向善”。我不太清楚所谓“本善”、“向善”的区别，傅先生意指为何？大体来看，傅先生承袭了告子、阳明包括荀子的某些理解，对孟子的人性进行了重新的诠释。
傅先生张口就讲，所谓“性”，就是指“一物生来所具有的本性”，很明显，这就是孟子的对手告子所讲的“生之谓性”。既然孟子已经批评了告子，傅先生的结论也就被否定了。孟子其实讲得很清楚，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确实也是人生之性，可是君子不谓性，君子所谓性者，是“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
那么“善”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是指善行吗？这一点，傅先生给得出例子，我是没有看出来。一种行为，实际上是无法定义为善或不善的，这个在柏拉图《理想国》讲“正义”时就说得很明白，孔子讲中庸，也是如此。要么，孔子怎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只讲行为，不知时中，是小人、乡愿之行也！古之人，八岁入小学，则学以扫洒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都是善行。可是，十五岁还要入大学，要明明德、要新民、要止于止善，其要在知“止至善”。朱子称小学乃学“事”，大学乃学“理”。真正的“善”，不仅仅是行为，更在于“明理”，不在于执一理，而在于能否“时中”。从这个角度看，傅先生只讲对了最浅近的一层。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孟子所谓的“性善”就是“性本善”，不存在其什么向不向的问题，傅先生还认为性是“动态”的，这也是告子所讲的性如水一样可东可西。然而，孟子批评告子说：水必向下。因此，人性也是一定的。它不是杞柳，让你任意“打磨”。傅先生还将心等同于性，认为心可操可存，性即为动态。若云“心”即“性”，也只能从本体上讲。只有洗去了习染的心、摒却了物欲的心，方可以称之为“性”。朱子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傅先生未加辨析，阳明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气质之性，这个可以另论。
其它的一些说法，多也似是而非。傅先生强调人欲之合理，依据是没有欲望人类怎么繁衍呢？然而，我倒要说，倘若没有天理，那么，人类再怎么繁衍，也跟禽兽之群一样；傅先生还强调后天教育，可是孟子明明说有人良知、良能，是不学、不虑即有的。其实，这正是告子、荀子一派的思路，认为只要建立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那就是“善”，至于顺不顺人性都是其次的。
傅佩荣先生的解读，有很强烈的原教旨主义。比如举孔子所谓的“性相近，习相远”之类。考据派也总是觉得愈古愈好，完全不懂“发明”二字的意义。孔子没说过的，孟子就不能说，孟子没提及的，朱子也不能讲。就像一粒种子还没发芽时，认得它是松树的种子，当它生根发芽之后，却惊讶说：那些枝叶根须从哪来的？原来没有的啊！它不是种子！这就是不会发明。若不发明，那孔子所谓的“君子”只能永远是贵族弟子了。只有君子、圣贤才能明理，他们将这些理给我们讲出来，我们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反对这些道理嘲笑，未免是“不畏大人之言”。
傅先生当然为自己的新著而自得，读其书，也会受益匪浅，至少我们也会去反思朱子的种种说法。不过，平心而论，朱子固然有些错误，但是绍道统、尽精微处，傅先生这本著作是远远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