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新海派”小说的时代精神
上海是个海。一片财富、商机、资本、金融涌动的汪洋大海。
自开埠以来，无数职业经理人、投资者、冒险家、金融家的人生悲喜剧便不断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演。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综观二十世纪的上海文学史，除了茅盾的《子夜》运用社会分析的手法开创了民族工商业题材小说的先河，其他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或者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创作，或者沉溺于勾栏瓦肆等消费场所的风月描写，或者取材于家庭日常伦理的冲突，而对于宏观的资本和金融世界来说，“海派”文学相对是失语的。九十年代，新生代的作家如毕飞宇的《上海往事》、虹影的《上海王》等也多以旧上海为背景，对个体人物的历史命运进行深层开掘，但作品缺乏对当下时代的把握。俞天白的《大上海人》系列，发觉了海派文学的这种缺失，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全景式地描绘商业开放时代，但因为缺乏成功的人性刻画，也很快趋向沉没。但是对于小说家，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小说家来说，能否对当下生活发言、能否揭开生活表象背后的人生密码，或者说揭示出当下都市生存的内在精神，又是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葛红兵的小说《财道——富人向天堂》以一个苏北青年在上海证券业的迅速崛起为视点，将个人的成长与中国当代证券、金融业的整体面貌加以整合表现，正是试图开掘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新一代财富创造者的生存图景和当下时代内在的精神品质。
就小说的主要着力点而言，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成功的方面：
一是将传统文化中“义”的理念与现代商业社会的运作规则结合起来，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凸显重义轻利的核心价值观。
小说中作为崔均毅起家重要支柱的区委书记曾经有这样一段表述：
孔子并不反对财货，而是觉得应该取之有‘道’，孔子说，不‘义’而富贵，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没有意义。儒家不是不爱财货，而是要人们以道义取之。
而这也是崔均毅反复思考而最后得证的成功之道。小说不仅借助人物反复在强调“义”的重要，而且借助情节让所有靠不义手段获取财富的罪人都受到了宿命的惩罚：自负投机的证券公司老总武琼斯锒铛入狱，薄情寡意的资本大鳄周重天破产远遁，而他的对手崔均毅也遭到毁容残肢的报复。小说的结局是，当崔均毅真正冲破了“义”与“利”、“取”与“舍”的冲突之后才真正解开了“三盏灯、三个开关”的迷团，走上了其事业的顶峰。
其次，对勇敢地迎接挑战，并且依靠智慧创新取胜的现代财富精神赋予理性的褒扬。
如同马克思·韦伯曾经对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的描述：“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间再普遍不过的事），它是一种精神气质。”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法律和契约制度的范围内，通过智力的手段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这那种动辄将“富裕”与“仁义”对立起来，或是以各种借口为平等的创造财富的权利设置障碍的人或者观念注定要成为历史的落伍者。富人上天堂，小说的题目显然不是在为既定的富人阶层寻找合理存在的解释，而是在为通往财富道路上的青年创业者发出的鼓励箴言。
再次，基督的宽容精神与商业竞争的双赢共生的价值观念的结合，是作者的另一处匠心。
初到上海的崔均毅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第涅一样充满对城市和金钱的征服欲，几年财道的兴衰沉浮，个人情感的跌宕起伏使他逐渐明白商场中的竞争的真谛是追求多赢共生。如同邢小丽所说：“真正的商人应该是追求双赢的。”中国市场经历过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后，终究要融入国际资本的大市场去寻求多赢共生。
而崔均毅运用不义的手段击败手周重天，又被他的女儿毁容报复之后，能够接受刑小丽的劝说放弃对周妮的起诉，也可以说是基督“爱你的敌人”的救赎的观念的直接体现。
新生代的创作正进入新一轮的转型，《财道——富人向天堂》无论在作品的关照范围还是人物情景的设置方面，较葛红兵以往的作品都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从作者在作品中的深沉的知识分子意味的人生思考来看，其内在的精神与其《我的N种生活》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只不过，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的思考更从容，更睿智，胸怀也更博大、高远，更富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