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共识已经形成，如何释放改革的红利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各方的见解层出不穷，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而年轻学者的代表滕泰则提出了新供给主义，《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就是新供给主义的具体论述。
什么是新供给主义？是与新自由主义相区别的，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完全退出市场经济，回归守夜人的角色；而新供给主义要求政府先把多年来实施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干预所遗留的供给抑制因素全部革除后，方能逐步退出。也就是说，政府仍然需要在解除供给约束、解放生产力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置于严格、透明的制度约束之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张？因为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减少垄断、放松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都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其基本理论体系包括：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重视熊彼特增长，重启斯密增长，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得以不断提升；放弃传统产业政策，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机制；从“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入手，真正解决房价、物价等顽疾；从“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出发，确保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等。
人口变化对一个国家经济和财富战略的影响十分深刻。书中概括了人类不同阶段面临“人口资源陷阱”的四种解决办法:拓展新资源、发明新技术、重新分配资源、控制人口, 并详细对比了东西方国家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每一次面对“人口资源陷阱”的制度文化背景、战略选择和长期财富影响，从而最终推导出中国的人口和人力资源战略，即标本兼治，从人口数量控制转向“人力资本战略”，在软财富的时代取得主动。当然，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要有些极限思维的，从农业的角度我感觉，人活着的根本不是靠财富，而是靠粮食等自然资源，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人类的食品生产能力到底能养活多少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不是已经有科学家预言，将来的世界是粮食和淡水的争夺，那是真正的硬财富。当然现阶段，更多的要丰厚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
本书回顾了历史上很多国家靠移民造富的历史,并利用这些历史规律分析中国城乡人口互动过程中的复杂影响,提出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就业、住房、户籍问题,以及城乡资源互动和土地制度问题的解决思路。作者指出，移民引发了北美大陆第一次财富大爆炸。事实上，中国的战国时代，各国的竞争也是以人口竞争为基本战略的，秦国最终的胜出是争夺到了更多的人才和农业人口。如果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人是生产关系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的生产自然推动财富积累，而人的消费也在客观上形成新财富源的开掘机会，每个人是财富的挖掘者，每个人也是被挖掘的宝藏。为什么会产生移民？根本原因在于移民流出国与流入国在制度、环境等软环境方面的巨大差距。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制度，专制的封建王权一次又一次地任意剥夺臣民的财产，于是形成了中国人对所有权规则失去了应有的敬重。在今天，中国必须从产权的明确入手，推动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等，释放人口的红利，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本书认为，人类的贸易已经从丝绸之路的马车时代发展到海洋贸易时代，从大陆交通的低效率发展到铁路、公路密布，从硬设施支持的3.0版贸易发展到电子商务支持的贸易4.0版，中国要认识自身的贸易地位、国际分工地位，利用全球贸易促进有利于自身的贸易流向和财富转移；只有彻底摆脱硬资源约束，以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和其他社会服务为代表的软财富才是中国未来贸易战略和国际分工地位竞争的重点。对中国而言，那些出卖苦力的贸易如果仅仅积累了一些金钱，这些钱最终也会像浇在屋顶上的水一样流逝；贸易如果不能提高一个国家的社会分工效率、提升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最终所成就的还是他国的繁荣。显然，中国的转型升级，贸易战略也必须进一步深化认识、积极转型。
当然，既然是《民富论》，所有的论述归根结底还是要说明, 国家富裕不是最终目标, 老百姓富裕才是中国梦。国富民不富, 衰落第一步; 民富国不强，财富无保障；而从国富到民富, 不仅需要财政税收政策调整,更需要土地、国有资产等产权制度上的变革，在环境、文化、制度之间形成正向循环。新供给主义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六个核心主张包括：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通读全书，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这就是视野开阔、行文有势，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创新性的思维，也能看得出作者对于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重视。实际上，改革的红利尽管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城镇化红利等等，但根本上还是制度的红利，只有通过制度的调整才能实现上述红利的释放，实现中国改革的再出发，最终实现中国梦。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