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走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农民开始进入城市，虽然大部分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市民，但已经常住城市，成为统计学上的城镇人口的一部分，这部分人口的真实生活状况如何，受到格外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在城市从事低层次就业的农民工群体。可以肯定，在城市就业层次较低的农民工中肯定有一部分生活得很不容易，于是就引出一个话题，中国的城市到底有没有贫民窟。
关于这个问题，文贯中先生在《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一书中坚持认为：“中国是否存在贫民窟的问题，完全是个伪命题。”“和亚非拉的一些城市不同，甚至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大都市不同，中国地处闹市、暴露于人们视线之内的贫民窟确实不多。但是，高楼背后的贫民窟到处可见，甚至又因老城区居民迁往更现代化的新区，留下的老旧住房逐渐为外来人口居住，形成新的所谓贫民窟。一些偏远小区，大量空置楼盘里的业主为了追求租金，默许楼房群居现象，实际上形成了有现代外观的贫民窟。此外，外来民工还广泛居住在城市的防空洞、地下室和阁楼里。最有特色的贫民窟，则是城中村和小产权房的出现和不断燎原的趋势。而且和其他贫民窟居住者不同，在城中村居住的大多是已婚、配偶和子女在身边的外来打工者。”“如此看来，中国贫民窟虽然隐蔽，其实广泛存在于大街尽头、高楼背后、小巷深处、天上(阁楼)地下(防空洞和地下室)和城乡结合部。”
但贺雪峰先生则持明显不同的另外一种观点：“正是农民可以返乡，中国城市没有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因为中国城市化为进城失败农民留下了返乡的权利。当农民进城失败而不得不落入到贫民窟时，他们可以选择返乡。相对于贫民窟中毫无希望的生活，农村家乡不仅足以解决温饱，有吃有住，而且有熟人社会的支持网络。”
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截然相反的两位学者，谁说的是事实？我觉得不能做两个极端的判断。比如城中村，不能简单说就是贫民窟，因为其居住群体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大量的未就业大学生、外城市就业人员等；其生活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关于流动性的问题，非常重要，这些居住在城中村的群体可能租住时间很短，也可能租住时间较长，但一直固定居住下去的可能性较小。比如说，那些在城市暂时无法良好就业的大学生，被称之为“蚁族”，虽然也大量寄居在城中村，但一般三到五年后就流动了，有了正式的职业，或者生活状态有了明显的改善。
更重要的是，讨论贫民窟的问题要遵循一定的标准，即到底什么是贫民窟。从这个角度看，则两位学者的争论其实根本不在一个标准上。文贯中先生认为，贫民窟是一个相对概念，“所谓贫民窟，一般指人口密集，居住条件、卫生条件、治安条件和服务设施等均低于一般标准的居民区”。如此，则得出城中村就是贫民窟的结论也就不奇怪了。而贺雪峰先生所说的贫民窟，则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拉美贫民窟，是人口过密，居住条件、卫生条件、治安条件和服务设施均极差的居民区，按这样的标准来对照，显然中国是没有的。
那么到底应该按哪个标准来讨论中国的贫民窟问题？还是按国际惯例的好。贫民窟(slum)一词，联合国的定义是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犯罪率和吸毒盛行的穷人避难所。印度和巴西有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所以，今天的中国是不存在这个定义上的大范围的贫民窟的。那么文贯中先生所指出的相对贫困群体的聚居区又该如何来命名呢？也还是按国际惯例的好，有一个对应的名词——贫民区。贫民区的问题，则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比如，巴黎郊区的黑人聚集区，因为对生活的不满最后导致巴黎骚乱；美国则表现在大部分拉美裔美国人都生活在特定聚居区和大城市的贫民社区中，生活状况明显差于主流社会。发达国家产生贫民区的原因是，移居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和当地人在发展方面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他们的生活区成为贫民区。这一原因也可以用来解释当前我国寄居在城中村的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生活状态，将城中村称为贫民区也许会更恰当些，虽然确实无法涵盖所有的城中村群体。
那么最后再总结一下，一个名词的不同解释往往会引发相关问题讨论上的重大分歧，如果不能在名词概念上做到统一，则争论往往无法休止。可惜的是，如今的学界似乎缺乏这样的冷静，于是争论只能越来越大，只可怜了社会上的民众，他们面对着专家们的高谈阔论，莫衷一是。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