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具体地说，他提出的两条办法，一条是研究现状，另一条是研究历史。然后他还讲到我们学习的态度，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抱着“有的放矢”的态度，这个“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还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响导，从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注意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因而这种结论，才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典故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的，具体地讲，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其中讲到汉景帝的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献王，史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所以实事求是与研究历史二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毛主席为什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改造学风的第一条是研究现状，第二条便是研究历史呢？那是因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处理现实问题不可或缺的参照系数。建国以后，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大量的时间用来读书，通读有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通读《资治通鉴》十多遍。他为什么花费那么多时间去阅读历史，因为要管理好这个国家，现在叫治理，你不懂得这个国家的历史，怎么能处理好国家大事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天天通过报纸、刊物、情况简报和参加各种会议，呈现在你面前，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便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那就是以史为鉴。故读史书、研究历史也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个目的便是鉴戒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生活寻找可以借鉴的参照系数。
在读史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教训以资今日国家之治理呢？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之叙论四中讲到读史之时，曾经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这告诉我们，读史要设身处地进入古人的角色，代其思虑，不仅知其成败得失的结果，而且要探究其事态发展之所以然，这样古人之成败得失皆足以为后人之鉴戒矣。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便有一个分析探求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在读史的过程中，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古人之“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这里所谓“惟在一心”便是读史的过程，学者要用心去探求其所以然，通晓这个所以然才能为你处理现实问题提供鉴戒的参考。故能不能有所鉴戒的关键，不在于知其然，知道历史事件的结果，而在于知其所以然。为此，王夫之进一步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这里既提出了知其所以然的过程，还要反复推敲，设想各种可能性及其不同的结果，并比较其各自成败得失之可能，这便是举一反三的过程。这样作为处理现实问题之参照，便可能有多种方案和设想，便于选择。同时在鉴戒史事时，还必须懂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条件。他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这是告诉我们鉴戒历史经验，也不能照抄照搬，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历史经验的参照只能是如此，昨天、今天、明天之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治理的方法应该也有所变化，不能拿昨天的东西来完全否定今天，也不能用今天的是非来否定昨天的是非，就以建国以来者六十多年的历史来看，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是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历史的存在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亦有其不足之处，都应抱分析的态度。至于往后的生活，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使命，那就应该在总结这六十年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之基础上，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有所前进，国家的治理，总得与时俱进吧！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这个前进，又不是完全离开前面六十年的基础，关键是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是读史求是之历史使命。前人只是为后人奠定了继续前进的基础，后面的路要后人自己探索着向前走，从而正确处理好古今之间的关系。对外国的经验，同样也是如此，不能照抄照搬。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还说：“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道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毛主席这一段话至今仍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这个毛病几乎是现在一些海归派的通病了。这种现象在大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方的经济理论、法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在中国大学校园里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到处泛滥，用西方理论和范式来解释中国问题就被认为学术水平很高。有一些学者亦喜欢挟洋人以自重，在自己的论文中举一些洋人的著作和名言作为论据，以证明自己的渊博，以自己的论文获得西方主流学术刊物的认可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什么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在经济学领域什么后发劣势的思潮，居然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实应该是经济学在中国向何处去，至于中国向何处去则早有定论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今年五月间，习近平同志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在他讲话的最后便曾讲到：“办好中国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些话都是从正面讲，实际上是批评了我们这些大学中唯哈佛、牛津这类洋大学是从，缺少中华民族在学术文化领域敢于自立于世界之林志气的倾向。说到底，我们有些大学的领导和教师还是贾桂思想在作祟，在洋人面前跪久了，站不起来了，其结果只能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他们共同的特点便是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极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于西洋的东西，其实他们也只是一些皮毛，可怜得很，在国人面前摆阔气，自以为了不起。对于这股思潮，若真要拨乱而反诸正的话，那么回过头来读一点中国历史，在当前仍是一件非常紧迫的课题，中国问题的答案，仍然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也不是不要学习西洋的东西，学习西洋的东西不能照抄照搬，而要为我所用，是经过消化理解，转化为适合我们国家现实的需要，是洋为中用。
如何读史，毛主席强调“古为今用”，这与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的经世致用一脉相承，它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要做到这一点，那必须对古今两头都要有相当的造诣，他花那么多精力去通读《二十四史》，反复地读《资治通鉴》，到了晚年，他拿着《通鉴》说自己读了许多遍，还想再通读一遍，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正因为他对历史非常熟悉，许多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都能信手拈来，为自己所用。这个致用，既有明确的针对性，在政治形势上又恰到好处，没有深厚的历史知识作底蕴，就很难做到如此及时地有的放矢。如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在书上批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那就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有批注云：“为之神往。”同时读的还有《曹景宗传》、《韦睿传》、《梁武帝纪》，它的针对性便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到十七日的中苏在珍宝岛上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他把中苏冲突譬喻为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他选择了梁武帝初期如何扭转南北之间强弱势力对比的变化，立足于打大仗的思考，在那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前线将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战争的胜负，统兵的将领起着关键的作用。《孙子兵法》的《谋攻篇》讲：“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此言国之强弱必在于将，将辅于君而才周其国则强。故对将领的择人授任不可不慎。《作战篇》则云：“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这是说明战争期间统兵之将领关系到百姓与国家的安危。《计篇》言战争的胜负则视“主孰有道，将孰有能”，此言战争双方的胜负，决定于哪一方统帅能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哪一方的将领才智能够胜人一筹，其中的关键是君主与将领之间如何协调好关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之第八条，讲的是驭将之道，其文云：
将不和，则师必覆，将岂易言和者哉？武人之才不竞，则不足以争胜，有功而骄，其气锐也；无功而忮，其耻激也；智者轻勇者而以为爪牙，勇者藐智者而讥其啸诺，气使之然也。⋯⋯韩信任为大将，而羞伍樊哙；关羽自命亲臣，而致忿黄忠；不和也而导之以和，非君与当国大臣善为调驭，安能平其方刚之气乎？汉高能将将矣，而不能戢韩信之骄，无以得信之情也。武侯、费诗能消关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
这是分析将领各有特点，有长于勇，有长于智谋，长于勇者好胜，看不起文人，长于智者看不起勇者。调和将领之间的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诸葛亮能预见到关羽看不起黄忠封侯，能调和于两者之间。接下来王夫之讲梁武帝如何妥善处理曹景宗与韦睿之间的关系，其云：
曹景宗，骁将也，韦睿执白角如意、乘板舆以麾军，夫二将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轻矣。武帝豫敕景宗曰：“韦睿，卿之乡望，宜善敬之。”得将将之术矣。敕睿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睿难。然而非然也，睿能知景宗之鸷，而景宗不能知睿之弘，景宗之气敛，而何患睿之不善处景宗邪？且其诏之曰“韦睿，卿之乡望”，动之以情，折之以礼，而未尝有所抑扬焉。睿以景宗之下己，而让使先己告捷，景宗乃以睿之不伐，而变卢雉以自抑。如其不然，睿愈下而景宗愈亢，睿抑岂能终为人屈乎？武帝曰：“二将和，师必济。”自信其御之之道得也。钟离之胜，功侔淝水，岂徒二将之能哉。
王夫之分析梁武帝如何正确处理将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保证战争之胜利，这一段议论与毛泽东在韦睿及曹景宗传的批注是一致的，英雄所见略同，而毛泽东在韦睿传的批注中还涉及将领如何带兵的问题。综览这几篇传与纪，毛泽东的着眼点，是在战争期间如何调节将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领如何带兵，如何谋事、亲临一线调查研究，如何不失战机、沉着应对各种险情，在当时实际上是为万一中苏发生大规模冲突作准备。从毛泽东选读《南史》的这几篇传来看，非常及时，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批注中显示出其独到的见解，既对历史事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又为万一事变发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毛主席一方面作了最坏的打算，另一方面又非常冷静地作最好的争取。那时林彪发一号令，那就有一点惊慌失措了，毛主席拿到后便将其点火烧掉。历史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比林彪高明，在这一点上，林彪显得等而下之。
读史以求是说到底是为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其实这几组文章，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明确的目的性，都围绕借古以鉴今这个主题。在这四十多篇文章中，有好几篇都是从不同角度讲官二代教育的问题，有从正面讲的，如《疏广、疏勉、姚崇》、《关于寇准二三事》、《朱元璋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孙》，也有从反面讲的，如讲《水浒传》中高衙内的那一篇，至于古为今用那一组文章，都是围绕了反腐倡廉，如何加强纪检和监察在当前中心工作的地位和影响，讲一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读汉唐古文这一组文章，对我们如何思考问题还是有启发意义的，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记录，在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献中，也有不少精辟的思想和观念，那可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故读一点古代的历史著作和经典的古文献，对于我们完善国家治理来说是今后长期不可或缺的一门必修课。要做好这门功课，必须养成长期有分析地系统阅读一些经典的古文献、系统读一点历史著作，时时刻刻关心时事形式并用心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
这本文选，一共选了四十余篇文章，没有按文章在博客上发表的时间次序排列，而是分类排列为五组，从时间上看，最早的一篇是在二〇〇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最迟的一篇是在二〇一三年的六月间，前后历时四年半。这个新浪博客始建于二〇〇八年的十月十三日，是我儿子朱建为纪念他母亲也就是我的夫人张惠娟而设置的，开始是儿孙们与我撰写一些怀念亲人的文章，后来成了我撰写读书读报心得之随笔的阵地了，其中也转载了我一些同事和朋友的文章，也有一些纪念我去世同事的文章，如纪念徐景贤、王知常、顾澄海的悼文，还有纪念过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王零的悼文，纪念我的老师周予同、谭其骧及陈守实等先生的文章。从开始设置起，到现在也有六年时间了，基本上保持每周一篇随笔。它能够保持这么长的时间，开始靠我儿子朱刚后来是靠李春博同志对我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悉心相助，我是很难坚持迄今的。
二〇一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