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的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像佛教这样彻底的悲观，这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7页，陈嘉珉辑）
2. 恩格斯说：“宗教是由身感宗教需要并了解群众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建立的。”（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9页，陈嘉珉辑）
3. 恩格斯说：“作为人的创作结果的宗教，虽然有它所特有的诚恳的热情，当其创立时，就已经不会是不带欺骗和不歪曲历史事实的。”对基督教来说，这句话是正确的。对佛教来说，它同样也是正确的。（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9页，陈嘉珉辑）
4.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颠倒了的现实。佛教当然也是这样，等到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再颠倒现实的时候，佛教生存的基础也就会逐渐消失。（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3页，陈嘉珉辑）
5. 他（释迦牟尼）最后想到生死根源，就是后来传下来的十二因缘：无明（愚痴，不知）、行（形成业，形成）、识（认识）、名色（名称与物质形体）、六入（感官与感官对象）、触（感官与感官对象的接触）、受（感受）、爱（渴望）、取（爱执，执著于存在）、有（存在，无和空的对立面）、生（生）、老死（老死）。这十二因缘，有因果关系。但这关系很复杂，很微妙，解释也有分歧。根据《佛所行赞》，释迦牟尼是从下面老死想起的：“决定知老死，必由生所致……又观生何因，见从诸有业……有业从取生，犹如火得薪，取以爱为因……”如此一环扣一环，最后根源是“无明”（“痴灭则行灭”）。一切皆从“无明”起。（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0页，陈嘉珉辑）
6. 《长阿含经》卷二《游行经》说：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证，成最正觉，谓四念处、四意断、四神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道。汝等宜当于此法中，和同敬顺，勿生讼诤。”（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4-35页，陈嘉珉辑）
7. 为了解决提婆达多问题，我想从分析佛典中关于他的记载入手。现存的佛典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的一家之言。提婆达多是斗争的失败者，对于他根本不可能有真实的记载。既然不真实，就必然自相矛盾。这情况有点像印度古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著作（如果有的话）都已荡若云烟，今天要想了解他们，只能从他们那些胜利了的论敌的诬蔑不实之辞中去细心地爬罗剔抉。对于提婆达多，我们也只能利用现存的佛典，剔抉其矛盾之处，然后努力摄取真相。（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43页，陈嘉珉辑）
8. 我们知道，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历史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对创建人释迦牟尼来说，对当时一部分人民来说，一定是先有这个需要，然后才会产生这个宗教；否则既不会产生，更不会发展。如果只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句话是正确的），创立宗教的人一开始就存心欺骗、麻醉，或者只说什么傻子撞着骗子，则是把极端复杂的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为我们所不取。（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91页，陈嘉珉辑）
9. 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最早崇信佛法的人，不是平民老百姓，而是宫廷贵族或者大官僚。《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英王传》，记载着楚王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30匹，“以赎愆罪”，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28页，陈嘉珉辑）
10. 约在楚王英崇信佛教之后的100年左右，汉桓帝又并祭二氏，指的是佛家和老子。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伐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前面是一个“王”，后面是一个“帝”，都相信了佛教，可见佛教在最高层人士中有了基础。但是这一王一帝都不是专诚信佛，而是佛老兼信，由此又可见佛教的基础还不那么牢固，远远没有能达到垄断的地位。（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29页，陈嘉珉辑）
11. 汤用彤先生在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138-139页，提出了一个观点：支谦、康僧会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故其学非纯粹西域之佛教。牟子采老庄之言，以明佛理。康僧会亦颇袭老庄名词典故，与中夏思想渐相牵合，等等。最后汤先生说：“明乎此，则佛教在中国之玄学化，始于此时实无疑也。”我在上面“导言”中讲到文化交流的五个阶段。佛教在中国之玄学化属于哪一个阶段呢？我认为这只能属吸收阶段，双向吸收，距离融合还有很长一段路。（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32-133页，陈嘉珉辑）
12.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他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谁的天国入场券卖得便宜，谁就能赢得群众，就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反之，就不能。（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56页，陈嘉珉辑）
13. 我在这里再借用黑格尔的三段式的说法：正题（小乘的有）——反题（大乘的空）——合题（大乘的有）。如果借辩证法的术语，也就是否定之否定。（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57页，陈嘉珉辑）
14. 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不可能的。”（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02页，陈嘉珉辑）
15. 唐代有不少人主张治世用儒教，乱世用佛教。（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07页，陈嘉珉辑）
16. 【玄奘】在他临终的时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至十六日，如从梦觉，口云：“吾眼前有白莲华大于盘，鲜净可爱。”（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19页，陈嘉珉辑）
17. 恩格斯的名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27-228页，陈嘉珉辑）
18. 【印度历史】研究印度历史的中外学者都承认，古代印度的历史几乎全部都隐没在一团迷雾中，只有神话，只有传说，也有一些人物，但是对历史科学来说最重要的年代，却无从确定。有的史学家形象地说，在古代印度没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闪光的柱子，这就是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确定了这个年代，以前以后的几件大事的年代的确定就都有了可靠的依据，因而才真正能谈到历史。（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36-237页，陈嘉珉辑）
19. 【唐玄奘】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始时写到的：他已经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于《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早已经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引用《大唐西域记》。这部书中有一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找不到的。（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43页，陈嘉珉辑）
20. 有的禅宗大师实际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对立面发展，他们呵佛骂祖，比如道鉴（慧能六世法孙，唐末865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告祖（达摩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指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数（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这样咒骂还可以找到不少。这简直比佛教最狠毒的敌人咒骂还要狠毒，咬牙切齿之声，宛然可闻。说它是向佛教的对立面发展，难道有一丝一毫的歪曲吗？这哪里还有一点印度佛教的影子？说它已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正是恰如其分吗？（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67页，陈嘉珉辑）
21. “无我”，梵文叫anatman，意思是所谓“我”（atman）是并不存在的，它是由初转法论中讲到的五盛蕴（色、受、想、行、识）组成的，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没有实体。这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到的真理。佛教僧侣以及居士，如果想悟到什么东西，他们首先必须悟到“无我”。（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75页，陈嘉珉辑）
22. 【矛盾法则】根据我的观察，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了我的嘴。（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98页，陈嘉珉辑）
23. 【容忍】唐朝有一个姓张的大官，家庭和睦，美名远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赞美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他一气写了一百个“忍”字。这说得非常清楚：家庭中要互相容忍，才能和睦。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在旧社会，新年贴春联，只要门楣上写着“百忍家声”，就知道这一家一定姓张。中国姓张的全以祖先的容忍为荣了。（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99页，陈嘉珉辑）
24. 【人生不完满】关于这一点，古今的民间谚语，文人诗句，说到的很多很多。最常见的比如苏东坡的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南宋方岳（根据吴小如先生考证）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这都是我们常引用的，脍炙人口的。类似的例子还能够举出成百上千来。（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02页，陈嘉珉辑）
25. 【季羡林三“不”主义】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个人认为，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咭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04页，陈嘉珉辑）
26. 【用脑长寿】根据我个人七八十年的经验，一个人决不能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要经常让脑筋活动着。根据外国一些科学家实验结果，“用脑伤神”的旧说法已经不能成立，应改为“用脑长寿”。人的衰老主要是脑细胞的死亡。中老年人的脑细胞虽然天天死亡，但人一生中所启用的脑细胞只占细胞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在活动的情况下，每天还有新的脑细胞产生。只要脑筋的活动不停止，新生细胞比死亡细胞数目还要多。勤于动脑筋，则能经常保持脑中血液的流通状态，而且能通过脑筋协调控制全身的功能。（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04-305页，陈嘉珉辑）
27. 【转生与涅槃】在对待生命问题上，中国人与印度人迥乎不同。中国人希望转生，连唐明皇和杨贵妃不也希望“生生世世为夫妻”吗？印度人则在笃信轮回转生之余，努力寻求跳出轮回的办法。以佛教而论，小乘终身苦修，目的是想达到涅槃。大乘顿悟成佛，目的也无非是想达到涅槃。涅槃者，圆融清静之谓，这个字的原意就是“终止”，终止者，跳出轮回不再转生也。中印两国人民的心态，在对待生死大事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07页，陈嘉珉辑）
28. 连鱼豢《魏略·西戎传》也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可见魏时老子化胡的故事已经传播。今天我们有的那一部道藏里面剽窃佛经的地方，比比皆是。（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09页，陈嘉珉辑）
29.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规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这里，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如果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关键是经济利益。（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10页，陈嘉珉辑）
30. 在中华民族中，汉族不能算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然而在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方面，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本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15页，陈嘉珉辑）
31. 汉人对宗教并不虔信，但是利用宗教却极广泛而精明。（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17页，陈嘉珉辑）
32. 【空，空宗，有宗】一个空宗，一个有宗，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是根本对立的、根本矛盾的。但是，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我们先看一看什么叫“空”。《佛祖统纪》六：“二祖北齐尊者慧文……师又因读《中论》《大智度论》《中观》一品，至《四谛品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恍然大悟，顿了诸法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意思是说，一切东西（诸法）无非是由于众多关系（因缘）凑集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只有关系，没有物质性的东西存在。空宗是这样主张的。所谓有宗，也并不承认所有的东西，包括物质性的，即所谓“诸法”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真“有”的。他们着重保护的是“真如佛性”等等，坚持“真如”、“佛性”是真“有”的，真存在的。空宗和有宗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38-339页，陈嘉珉辑）
33. 【法华经】以《法华经》为骨干的、出乎龙树的大乘无相空教，传到了中国，又“倒流”回印度，充分表现了“东人利在乎解性”的惊人现象。（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41页，陈嘉珉辑）
34. 【三性论，遍计所执，依他起，圆成实】三性论是瑜伽派的基本教义之一。所谓三性是指：遍计所执性，是一种虚妄的实在；依他起性，是一种相对的实在；圆成实性，是一种绝对的实在。瑜伽派认为，对有或存在的认识有三个次第，或三个阶段，或三种境界。上面说的三性，就依次代表这三个次第，是逐渐向高深发展的三个次第，瑜伽派后起的大师陈那，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阐释这三性：如夜行见绳，误以为蛇；后来看清了，才知是绳非蛇；再仔细看，知道绳是麻做的。见绳误认，是遍计所执；绳体由因缘生，是依他起；认识到绳为麻制，是圆成实。（季羡林著《季羡林谈佛》，武汉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343-344页，陈嘉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