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于明朝的那些事的解读，多侧重于政治、经济的角度，所以大多有似曾相识的面孔，比如政治上多关心明朝的特务制度、宦官与文人集团的斗争、内阁制度等；而经济上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多，认识明朝把宋朝的商品经济拉回到自给自足经济时代等，诸如此类，读得多了也就厌倦了。也正是因此如此，看到方志远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明朝历史，感觉颇有新意。
按照方志远先生的观点，明朝276年可以分为单一价值观、二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社会三个阶段。
单一价值观阶段，大概从明朝建立开始到开国八十年，因为经过多年战乱，满目疮痍，国家开始休养生息，在政策上突出了保护自耕农、恢复农业生产、严惩贪官、打击地主、科举揽才等措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经商、当土豪等在明令打击之列，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路径是科举——仕途。
二元化的社会阶段，大概从明朝建立五十年开始，逐渐发展形成。这个时候，温饱逐渐解决，社会财富大量积累，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富人阶层，而朝廷对富人的态度从原来的严厉打击转为基本承认，鼓励富而有仁。典型的事件就是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政府公开表彰十大“义民”，这些人做的共同的事是捐了一千担粮食来拯救灾民。这个标志性事件的背后是，社会上多了一种价值观念，这就是财富。由此，天下读书人终于在科举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同时，多了一条经商的通路。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明清十大商帮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这对于明代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多元化社会阶段，大体在明朝建国一百年以后开始出现。在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精神文化开始繁荣，但却走向了世俗而不是高雅，棋牌、赌博、戏曲、养生、游玩等全面兴起。早年社会上流传的节妇烈女、孝子贤孙、圣贤名流等印刷品逐渐被治病养生、话本小说、戏本等替代，房中术、黄白术（炼丹）、引导术（气功等保健型肢体运动）等更是泛滥。而且书画行业的明码标价蔚然成风，一扫原来的重义轻利、羞于铜臭的局面。至此，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已经由做官、经商到玩文化、搞保健等各行各业，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成为现实。到了明朝末年，中国古代世俗社会已经成型，市民阶级成为规模群体，社会价值观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最能体现明朝后期社会发展现实的就是《三言二拍》和《金瓶梅》等小说作品。
当然，多元化带来了社会失控的风险，集中表现在：重商轻农、重利轻义、官商勾结，社会上流行着对财富追逐的冲动，以现世享乐的追求为时尚，导致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严重缺失，道德退化，以至于政府的正面倡导在社会失去号召力，直至中央统治体系与社会的脱节。更为严重的是，不仅民间是这样，整个官僚体系也开始分化，那些崇高的经世致理想逐渐让位于高官厚禄的追求，官场生态迅速恶化，派系众生，内耗严重。到明朝晚期的中央决策，甚至连宋朝的“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都不如，多在没有实质意义的争论中丧失了改良社会的机遇，在上下割裂、社会分裂中一步步滑落。而那些被视为落后地区的中下层人民终于在忍无可忍中走向义无反顾地反抗之路，一个依靠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最终又在农民起义中毁灭！
所以，方志远先生总结说，明朝一百年的时候，走了一条中国古代凡是有一定时间规模的国家和政权都走过的道路：逐步实现多元化，但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经济繁荣导致贫富不均，社会自由导致思想涣散，文化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控制力下降，多元化的出现导致一体化的瓦解，每一次都出现乐极生悲的情况。
显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明朝，对今天的中国更有现实意义。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