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百年前的中国近代史上，立宪派、革命派和清王朝这三股政治力量，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彼此角力，殊为激烈。风云变幻，世纪沧桑，最终都走向尘埃落定，而傅国涌将历史深处的帷幕重新拉开一角，使人如观“新剧”、如见“新人”，不免感慨系之。其实，说是“小细节”，许多还真不是“小细节”，而是“大关节”。譬如，康有为并没有“公车上书”，那“神话”只是他为了达到个人功利目的而编造的；而杨度也并非那般“反动”，他“逆流而行”，坚持他早年留学日本就形成的君主立宪思想，尽管坚守15年后最终彻底崩溃，但这位精通各国宪政的才子，“毕竟是书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在《“不得帮忙的不平”》一文中，傅国涌透过对“鲁迅的屈原观”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屈原“对专制君主制度绝对忠诚”的局限；而在《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憾》中，同样让我们看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人权没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党’当政，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共和可言”，而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见《历史深处的误会》第45页）。人权保障是从每一点每一滴构成的，否则，所谓革命，只是给了少数人以“党国”的名义分赃的机会。
专制与极权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反动，而传统的东方式专制势力何其强大。《谁的“天国”？》告诉我们，洪秀全只不过是借宗教之名来达到自己“家天下”的目的。他进南京，就制造了“南京屠杀”，只是相比于日本侵华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规模小一些而已；“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见该书第7页）你看那“基地”组织也是这么干的，搁今天恐怕是要被国际社会定为恐怖组织的。傅国涌就这样剥去了太平天国的“太平”面纱。
在近代中国史中，“宪政时刻”为什么迟迟难产、不能最终到来，无法像美国宪政那样长久地造福人民？历史本身似乎就是很吊诡的。在《重读宋教仁》一文中，我们看到宋教仁的被刺，如何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而正是有着宪政思想，宋教仁方能专程去密访过去的政敌梁启超，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见第53页）。在民主宪政中，在野党作为“对立面”，自有对立面的价值，能起到最本质最有效的制衡监督作用；但是，受千年皇权专制浸淫的中国，还真是难以在现实中容忍“对立面”，“宪政时刻”之难产，也不奇怪了。
可以比照阅读的是书的后半部分《遥望新大陆》、《拒绝王袍加身》等篇章。美国的宪政民主经受住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考验，一个国家的繁荣强大，起源于“宪政软实力”。那些美国的开国先辈，“既是一些具有崇高理想的人，又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们深信政府权力必定来源于人民，但他们“对人性的不完善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见176页）。所以在“宪政时刻”设计新制度时，他们首先就要对头头们“限权限利”，最大可能制衡公权力。
于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从一开始就成了“有限政府”，只能管辖联邦宪法和各邦宪法授权以内的那点事，不能随意总管一切，更不是一群联邦党人试图以党的名义既要管枪杆，又要管政府，既要管官员，还要管人才，似乎把全天下的事统统都给管过来、管起来才是“对人民负责”。什么都要管的，通常就不是宪政民主，而是专制集权。而世界文明巨轮滚滚，必定会将各种专制集权碾成齑粉。
回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宝库。学问是离不开思想灵魂的，有思想的学者，通过悉心的剥茧抽丝、条分缕析，让历史挣扎着露出真面目。还原历史真实，最需要的不是假设而是求证。好的学者，就是真实历史的接生婆。研究中的傅国涌，最可宝贵的在于其思想性；书中诸多篇章，此前在许多名刊上就曾读过，我深知“宪政民主”这一普世价值正是傅国涌先生不懈的思想追求。同时，傅国涌的学术文章，多为“随笔化”写作的可读篇章。我以为学问的“随笔化”是非常重要的，一如电视上易中天教授将学问“随言化”；学术要为公众最大程度上的接受，需要学人动口的“随言”与动手的“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