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为我，我为人人”（One for All，All for one），柳青对《三个火枪手》中的这句带有朴素救世情怀的话语情有独钟，作为滴滴出行总裁，她所领航的“滴滴”在“互联网+出行”的领域初步实现了这个了梦想。
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已经成为“互联网+”的主流创业模式，滴滴的影响范围无疑是最为广泛而深入的，是时候对滴滴和中国的“分享经济”进行阶段性总结了，《滴滴：分享经济改变中国》就是这样一本书——宏观分析与“解剖麻雀”结合——目的却是为了展望未来。
“互联网+”的计划是中国国家战略的独立设计，这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然而，真正影响社会深层变革的往往不是政府行为，从技术和人性的角度解读分享经济蓬勃发展原因则更为贴切，这也是《滴滴：分享经济改变中国》中着力强调的：“从技术上，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是分享经济的两个翅膀；从人性上，环境友好和信任社会则是共性的追求。技术提供了变革的可能性，而人性的需求为变革提供了推广并深耕的条件，从人性需求的自身逻辑出发，经济便利、参与感和信任是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分享经济起源于次贷危机下的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让分享平台的工作方式逐渐壮大。除此表层原因之外，美国的制度创新、生态创新和模式创新的能力才是其不断产生新商业模式的深层原因。这是由其制度优势和文化心理而产生的一种自发的能量，基于人性需求和思维解放的模式自身便具有足够的魅力去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改变人类生活重心的生态格局。
中国为什么要拥抱分享经济？本书第三章系统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无疑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GDP驱动VS。生态/人性驱动；资源利用总量VS。效率；强大的制造能力VS。创新能力；供需结构VS。产业结构等。很显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皮财政“，房地产成为三十年来增长的杠杆效应逐渐减弱，甚至走向反杠杆的危险境地，土地不可能再成为这个时代经济腾飞的主推动力。土地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它无疑是工业化思维的产物，当发达国家早已走出土地财政的“前现代经济模式”时，中国如再不转移视线，采用信息化思维，今后与美国这类创新渊薮的差距不会随着中国GDP总量的增加而减少，反而会形成一道再难逾越的“知沟”。
既然如此，分享经济在中国是如何可能的？巨大的人口优势无疑让中国成为最有分享需求的国家，本书引用了当代思想家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零边际成本社会”概念，然而，经济活动与互联网的结合真的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延展社会成本的边际吗？可以说，在中国推进“分享”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庞大的人口总量、日益明显的阶层分化、参差不齐的人口素质和相互不信任的国民心理都让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延展性更差；然而，“分享经济”却又是改善克服这些痼疾最有效的方法——平台让分享双方的个人信息认证处于监管之下，为人们之间的信任提供了技术保障，这是改善国民心理、在消费生活领域促进阶层沟通、弥合阶层差距的有力手段，技术带来的深层变革和心理保障，也许是解决文人思考千年而未有裁断的“大同”之契机。
可贵的是，这本谈“分享经济”的书，并没有就事论事，把概念推上至高的地位，也并非把滴滴当作一个完美的成功者去歌颂。滴滴成立已经四年了，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程维在这本书的开头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2月在英国议会发表的讲话所同样引用的名句——“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莎士比亚《暴风雨》）滴滴的发展和成就仍在接受用户和市场的考量，远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程维一直在告诫滴滴、告诫自己，要“常怀敬畏之心”，目的就是“克服那些高速扩张的后遗症”。“分享”在为商人带来金钱、为大多数人群带来方便的同时，同时也意味着有一部分群体会为这些方便和成功埋单，从最开始的高额司机补贴，到后来逐渐减免的常态化，再到专车、快车的进退，滴滴在占领市场的过程中的举措曾引起出租车司机行业的强烈反弹。每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变革，背后都有挣扎和阵痛，然而，身处引领社会风潮之巅的创业者们，更需要始终保持这种“敬畏之心”，程维在接受访谈时说：“出租车司机是滴滴最牵挂的人群”，表示滴滴将为全国4万名出租车司机免费提供健康体检的机会，为滴滴赢得了更多的社会好感。社会精英在占领市场、获得利益的同时，更需要发扬“企业家精神”中的人道主义情怀，这也是企业、社会长远发展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希望滴滴能够始终牢记这种“敬畏之心”，而像滴滴一样依靠“分享经济”的创业浪潮成长起来的企业汇成的洪流，也许会在不远的未来引发中国“千年未有之又一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