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目前，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发展还在调整转型期，“两学一做”的最终成果要体现在攻坚克难的成效上，这就需要党员领导干部要有充分的担当。能不能担当，要看思想上有没有动力，要看行动上有没有底气，还要看机制上有没有保障。我不由得想起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故事。
在清末的中兴名臣中，与曾国藩的委曲求全、李鸿章的圆滑世故相比，左宗棠的性格更有个性，那就是生性刚直，敢说敢干。因为这个性格他差点丢命，却终生禀性不改，更因为少有的担当精神在青史留名，为人称道。最能体现其担当精神的莫过于“同门相抗”，与李鸿章的“海防”主张相对，力主“塞防”，收复新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到10年，中国边疆危机再起，不仅英法美等侵略者继续扩大势力范围，连刚刚维新运动不久的日本也从海上觊觎硫球和台湾；西北边疆则沙皇俄国背后打劫，在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后依然不收手，进一步插手北疆，英国也及时跟进。但此时的清廷刚刚对付完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已经是焦头烂额，在边疆问题上顿时有捉襟见肘之感。海上防御与西北连续防御，到底先顾哪一头？朝廷形成“海防”派和“塞防”派两种主张，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派主张“海防”派，从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出发，认为海洋防卫长期空虚，导致洋人的坚船利炮频频上岸，加之日本借硫球事件加紧海上攻势，加强海防刻不容缓，至于西北边疆像新疆一带多为不毛之地，弃之无妨。而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幕府出身的左宗棠不仅不念同门之义，反而针锋相对地提出“塞防”论，他认为整个西北实为一体，如果新疆不稳固，则蒙古就不安定；蒙古不安定，则京师也会震动，必须一体经营；新疆当下的乱局，表面是阿古柏捣乱，实质是沙俄支持，必须大力打击，以绝后患。
“海防”与“塞防”两派主张提出后，清廷大有左右为难之感，最终拿出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意见。但当时朝廷财政十分紧张，一方面同意左宗棠西征，另一方面又表示钱粮困难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已经60多岁的左宗棠却欣然领命，表示自己想办法，就是借钱出兵，自主筹粮。于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筹集军饷、采运军粮、整顿军队、改善装备，起到达到让洋人惊呼的“现代化”军队程度。1876年4月，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正式开启收复新疆之战，为了表示决战的心志，他命抬上棺材出征，时年他已65岁高龄。由于准备充分，战争进行顺利，仅三个月就扫平北疆，第二年用时七个月扫平南疆，随后兵逼伊犁，为最后通过外交夺回主权赢得主动。
对于左宗棠的收复新疆，后世评价很高，因为标志着俄英图谋中国西北阴谋的破灭，朝廷也借此机会加强了对新疆的治理，确保了西北的安宁。
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故事中，就能看到干部担当的几种综合因素，即敢担当、能担当还必须有支持。想想当时的情况，曾国藩去世不久，李鸿章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且左宗棠与李鸿章又同为曾门弟子，如果没有一点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大义感，左宗棠完全犯不着与李鸿章“撕破脸皮”，体现着古代知识分子可贵的精神追求。但担当又不是光有勇气即可，还必须有胆有识，敢担当还要能担当，否则空有热情，志大才疏，也容易好心办坏事，历史上这种反面事例比比皆是。但左宗棠能从战略上说服朝廷对“塞防”的高度重视，还能在无钱无人的情况下自主借钱打造出一支先进的“现代化”部队，更能确定“先北后南”的正确策略，马到成功，可谓有超强的担当能力。最后，还得有强大的支持来实现担当，虽然没有钱，但朝廷却给了左宗棠借钱的“政策”，那就是向洋人的银行贷款，让军费有了着落；关键是仗真正打起来之后，朝廷义无反顾地持续给予支持，整个收复新疆之战花费了5000多万两白银，而不是初期左宗棠筹措的1000多万两，中间一旦军费“断顿”，后果同样不堪设想，可见支持担当同样十分重要。
回顾我党历史，关于鼓励支持干部担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有论述。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一文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爱护干部”。特别是在爱护干部方面，“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今天，习近平同志也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并提出了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要求，即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实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改革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真正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像陕西省委还及时制订出台了干部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全面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鼓励探索、宽容失误，让敢担当、敢创新的干部没顾虑、有舞台。
今天这个时代是无比需要担当的时代，也是有担当干部可以大胆作为的年代，中央不仅在鼓励干部担当，而且也政策制度上支持担当，我们当向历史先进人物学习，以更加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勇于担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号召，在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担当中实现共产党员应有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