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民安是中国人的一贯理想，为此，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均在为此而不懈努力。但不幸的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容易。特别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富强遥遥无期，而且灾难从未走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中国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但中国的奋斗从未停止，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求索之路一直在继续，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与中国古代不一样的是，中国近代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就像李鸿章在奏折中说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表现在，不是相邻的异族入侵，也不是内部的彻底反叛，而是敌人从海上来。在过去，由于中国的特殊地理环境，东面至东南都有大海环绕，是天然的屏障；西部多高山；历史上的威胁一直主要是北面的游牧民族入侵。但到清末时，大海边儿上成了最不安全的缺口。
在海上入侵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败我们之后，中国不得不痛苦沉思，除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之外，我们到底还差在哪里？如果对照就可以发现，中国基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模式，难以在短时间里有效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而工业化的洋人却可以。想国泰民安，富国强兵就成为当务之急。可以说，富国强兵目标其实就是洋人逼出来的。首先是打破封建社会的低水平自平衡体系，大幅提升财政效率，增加政府可用资源，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
然而，改变又何其难矣，这是对整个经济社会体系的根本变革，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工业经济需要一点一滴建立，对外贸易需要一点一滴改善，军队也需要一点儿一点改造，特别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也需要一点儿一点儿地寻找。那么本书最想表达的就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年历史并非一塌糊涂，而是不断在积累积极的因素，为此本书从对外贸易、官僚体制、军队建设、交通运输、通信体系等方面分别展开论述，将中国近代百年的追寻富强过程予以详尽展现。
作者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大部分国家、几乎整个非洲和美洲都被殖民了，而中国却没有？要知道，当时世界上超过84%的土地已经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作者认为，不平等条约的实际执行在中国遭遇了暗中抵制，而中国的经济又自成体系，传统商业力量太强大，于是曾经屡试不爽的东印度公司模式在中国失灵了，最终无法以经济入侵为先导，循序渐进地控制一个国家的财政，直至最后武力征服。作者举例说，鸦片战争后的贸易结局是，中国的土鸦片遍地开花，洋鸦片在赢得战争之后反而失去了市场；中国农村妇女手摇纺车的成本直至20世纪才被洋布追平，而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中，洋人的布根本不受中国人待见；还有中国强大的传统商业体系，使洋人离开租界便寸步难行，不得不依赖买办来做中间商，并眼睁睁地看着买办体系获得让人羡慕的利益。但这些可能都不是最关键的，洋人看中国始终有一种隔膜。实际上，中国在鸦片战争上的失败，只是一场局部的失利，曾经强大的中华帝国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之下，依然可以经受外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总是有仁人志士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中兴人士的自强之举，让帝国免于彻底的失败。当然，洋人也并非在中外贸易中没有获得什么重大胜利，曾经让中国引以为豪的茶叶贸易，在经过洋人几十年连续不断的从中国偷盗和异地培养之后，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从印度行销全球，也让中国的茶叶贸易经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让中国的茶叶背上了品质底下的恶名。
洋人更注重技术。本书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是技术上的一些小差距造成的，不能反映中日两国自强改革的根本成败。但中国人更懂自己，海军、陆军的一拜涂地，让洋务运动画上了句号，技术层面的修补已经无济于事，唯有对体制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才有希望，由此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到“百日维新”时达到了高潮。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近代的百年探索，总算是参照西方现代国家在军队、财政的现代化有所建树，也对官僚体系进行了改进，为后来的变革奠定了一些基础。
或许因为老外接触中国历史资料角度的原因，本书对备受中国推崇的圣贤式人物曾国藩有一些视而不见，将后期独立门户的左宗棠及其楚军也与李鸿章的淮军混为一谈，而对李鸿章有过多的赞誉，包括某些被诟病的地方，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九日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