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史阅世六十年》
1.何先生在写的过程中，就注意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史料。他本人特重的是家室方面，汪先生则说关于口试的回忆之详细，是极为珍贵的。
2.于我来说，感觉何先生采西史的优点，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来专治国史，跟我们用物理和工程的定量化方法来分析生理实验结果，是可以逼对的。在史料上的勤奋用工，则对应我们需要多做实验，多进行文献积累。
3.于是就特重何先生一生求学过程。从国立清华大学到联大到哥大，一路下来，既勤于计划周密的自修，又得多方请益于名师益友，基础自然极为扎实。想到自己至为愚顿，迟至大三时候才了解到有许多的东西要学，更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在科大得到极好的指教，于是就在剩下的时间里尽量多选课，选有用的课。到现在想来，一来还有许多应该学的没有来得及，二来时间仓促，蜻蜓点水的东西太多。在上海三年，肆意的看书积书都颇不少，深入的计划，却都没见持久。也许多久以后回想起来，这段时间可能倒是过得比较自在的，另一面则不敢想象。
4.转到芝大以后，何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土生起源的工作。跟美洲作物传华考一样，都是多学科综合的重要问题。涉及到民族感情，未必就没有好文章，只要能严格分清就好了。
5.从这再以后，何先生做得很多工作，都触及到我们文化上的基本性质。偶有联想的比如这个：杜周为廷尉，“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 这一段何先生说得好，几千年来未曾变过。最近则又添了新的例证。
6.一件有意思的事。何先生早岁读书，对所谓“大讲堂”派搅乱教学秩序颇为反感，甚至起而抗争；后来该派从龙而据有天下，并彻底实现了当初的目标，何先生却一度对所谓建设成就颇为欣喜。幸而历史学家眼光深邃，其后便觉得当年文章无法提起。（不像如今身在海外年长年少的所谓“小将”。）之所以有意思，是联想到一位x老师说过的，全国的政府，他愿意选举左派，而地方上则投右派的票，以免把周围秩序搅乱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