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韩国人自已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缺乏独立精神、懒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他号召韩国人改造国民性。而在几十年后，韩国人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通过观察韩国人国民性的变化，作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这和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到置。
我认为作者言之成理,至少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理论,否则中国如何能够成功?韩国又何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