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没落...
大学与知识的零碎化。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所写的那样，大学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关键机构。（与丹尼尔.贝尔所处的时代不同，在21世纪的前几个十年，大学也即将成为被“解构”的对象。一种基于互联网的、“长尾”的知识传播方式正在兴起。林永青语）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脑力取代体力。以电子媒体、计算机、集成电路、卫星、空间技术为特征的“通讯革命”，已经渗透到私人生活（娱乐、消遣）以及商业之中。其中的关键在于科学。大学成了培养工程师、医生、和程序员的场所，以使他们能够在高科技公司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要么他们上大学是想成为这类公司大量需要的律师。即使是人文学科出身，也能在商界谋到一个职位。也过去相比，商界现在更需要文字能力好的人。(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引注)
当今时代，知识分子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是传播媒体的雇员。以前艺术家咖啡馆里的常客，如今占据着研究席位。我们也许会为此感到遗憾，但是知识分子（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的没落正是现代生活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解构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思想时尚，解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即便没有取代结构主义，它也向结构主义提出了挑战，正如结构主义之与存在主义。其领军人物是德里达。他继承了福柯和拉康的巴黎明星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他的领导下，解构主义者保留、甚至强化了结构主义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揭露——在传统上，我们以为文本背后存在着一个人（即文本的作者）。解构主义者认为，这种看似不可或缺的作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文本。当我们在写作时，我们不是在“表达”我们自身，而是进入了一个语言模式、和非具人的公共话语文化所支配的词语领域。作者所在时代的社会语境和历史事件似乎也与他的作品无关。
林永青批评道：“也正是这种“作者不在场”的解构主义转向，使得（西方）学术界走向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深渊。也使得思想学术界与普通人的认知距离越来越远，从而导致了思想学术界的‘自我边缘化’。”
但是，“解构主义具有少数人的、自我娱乐意义上的、智力训练的作用。正如哲学死亡的原因一样，文化的死亡也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自我隔绝。但是，知识分子们忘记了一点，就是‘知识垄断’的时代早在现代通讯工具发明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文人’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被‘边缘化’了。”（林永青语）。
解构主义认为，文本没有内在意义，因为每个读者对于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处在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之中；我们没有一个最终的衡量标准，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没有一种能够衡量语言的元语言”。(中文版误译为“原语言”。引注)不存在一个单一的、高高在上的思想视角，可以把握事物的总体体。
解构主义“高兴地”认为。我们最后只有非理性的语言领域，一种宏大的无秩序状态，我们同尼采和乔伊斯一起置身其中，因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欣喜，无须考虑规划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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