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Д. 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生态学》
1996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丹尼洛?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生态学》(共440页),从篇幅和书中涉及问题的范围而言,都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它实际上不仅总结了社会生态学,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说,也总结了整个社会学的现状。马尔科维奇认为,社会生态学是一门特殊的社会学学科,它与生物学、经济学、法学,部分地还与医学和其他一些科学有着相互关系。
该书涉及的文献广泛,语种繁多。这本专著的特点使人有理由认为,马尔科维奇本人和他的专著不仅代表了社会学,而且也代表了世界科学尤其是英语国家科学的发展水平,作者事实上是以美国的社会学和社会生态学的特点和水平,作为提出全球生态问题时的衡量标准和体系。这一情况为解决或为尝试解决作者所说的现代世界真正重大的和迫切的问题提供了合适的理由。
该书的结构特点之一是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很相似,作者在大量的注释中,实际上选编了各种不同的作者对所研究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应该说,作者引用的文字都经过了仔细的斟酌,它们同这本著作本身一样,也具有一定的独立的价值。作者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必须让利用自然的手段和方式方法以及生产都适应自然条件,它必须使自己的种群和生活方式都适应这些条件”。作者把这个结论同实践中人同自然的关系和人组织自身社会发展的性质加以对照——在人和自然从属于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发展不再是“自我发展”或“客观的”经济发展了。作者摆脱了唯技术论的经济学。所以,在这一意向上,人们不得不赞同他的论点。
关于科学应致力于“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结论,不仅对全世界生态学界,而且对马尔科维奇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马尔科维奇发展了这个思想,并从人本身天性中看到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当然,人创造了否定自然生命形式的技术,对技术的利用导致了对生命的否定。事实上,在技术和生态之间的冲突源于人本身,人既是自然的有生命的东西,同时也是体现技术发展的载体。”值得注意的是,人作为自然界有生命的东西,从本质上说,同其他自然界的东西,是处于和谐关系之中的。他作为技术的创造者和利用者,也创造了总体生态灾难的威胁。人正是通过其创造的工业,也创造了生态危机。而从社会经济现象上说,“现代工业事实上是产生生态问题的主要根源,因为工业发展的趋势是反生态的……现代工业社会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滥用自然资源上。我们所盲目追随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破坏性也正在于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造成危机的政策。
我们将上述关于人和自然的两个结论归结为一个:即富有生命力的大自然和人本身的和谐关系,乃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一切进步形式的真正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基础,而工业生产和它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以及同样是破坏生态和谐的一套机构,乃是破坏生态和造成灾难的条件,这套机构决定着科学机构和整个社会学的以至它的分支——社会生态学的性质。恢复(和发展)原初就有的、本质上的生态和谐,成为不仅是今天,而且对未来也是必不可少的事情。正是人类的这项伟大使命,应该决定着当代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性质,其中也包括决定着社会生态学、社会学以及一切以发展人的能力、扩展人的潜力和创造精神为目的的科学和人文—艺术创作体系的前途。马尔科维奇提出了“人必须依靠大自然的力量自己建造智力圈(ноосфера)”的观点。“大自然在为有生命的机体——地球生物圈建成一个家以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现在只能在人类认识、尊重和利用自然规律方面帮助人类。”人类的这种前景,这种全新的使命,标志着整个生态关系史的重大转折,它应该从思想上贯穿一切,其中也包括贯穿社会学、社会生态学在内的科学必须生态学化的过程。由此产生了精确地确定社会生态学研究对象的问题。
马尔科维奇的观点实际上是从达尔文的生态学及其“生存竞争”观点引申而来的。但按照现实社会的需要,“人类开始认识到对自然环境的状况负有责任”,从而使作者把重点从生存竞争转向了和谐:“人类对自身在地球上的生存负有责任的观点,要求建立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社会生态学“不仅要研究周围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而且也要研究人类本身对自然界的影响,不仅要从掌握大自然”,而且也要从“保护大自然的立场出发”。“关于从保护大自然生态平衡的观点看,更准确地说,是从保护大自然再生产的观点看,它必须有助于我们找到什么是‘好’的自然和什么是‘好的’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我们看来,社会生态学是一门必须保持科学的正面特点的科学,因此,社会生态学要利用客观的世界科学知识和达到一种广泛的知识层次,这一层次的科学负有的使命是使当前灾难性的生态关系能协调一致地成为相互抱有善意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将产生两个亚系统(社会和生物圈)在生态圈范围内的自我发展和相互发展,并由社会将生态圈逐步转变为智力圈。
在我们看来,“人所生产的(即自然界所不存在的)一切,对其他生物都是有害的”观点是作者的基本结论之一,作者得出这一结论是可以理解的。的确,生活在当代有害生态的技术文明条件下,我们亲眼目赌到几乎人类生产的一切东西都使生命受到了损害。但是,东方持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有益于大自然的生物—生态观。所以,社会生态学者首先必须依靠东方的经验。批判地重新审视西方的经验。对东方而言,“好的”(对自然而言)社会和“好的”(对社会而言)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但都是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在这种经验中,几乎人所创造的一切都给大自然母亲带来益处。对大自然采取合乎道德的态度,是整个生态关系体系的重要基础东方具有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对科学持另一种态度。这就是话的知识。所以,社会生态学从其基本原理、意义和道德取向来说,也同样是这个话的知识的一个领域。西方所创造的现代形式的科学,其宗旨是“征服大自然”,并从中取得最大利益,因而陷入了历史的危机。
因此,“必须用生态收益率原则,即力求维护保障地球上人类生存的生态平稳原则,来取代利润利益率原则”,因此,生命本身才是最重要的理由。这个原则决定着社会生态学以及社会学和整个科学必须走向生态化过程的本质特点。马尔科维奇清楚地了解社会生态学的这个特殊的本质,它就在于把人类社会同(有生命的)大自然的相互关系视作社会—自然关系(更准确地说,是生物—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由多种具有崭新类型的规律性的本质力量所构成的”,这些规律既不能只归结为生物规律,也不能只归结为社会规律。
在这条路上的强大障碍是人类的物质—经济—工业取向”:“由于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工业体系不仅横亘在自然和人之间,而且是与它们相对立的。所以,劳动(工业)环境作为人类环境的社会成分的一个因素(一个部分),不仅对周围环境的社会成分的其他因素,而且对其他自然成分来说,都具有一些否定的特点”。这些话说得还太委婉了。在后面,说到生态危机的定义时,作者则比较明确地谈到了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威胁。“现在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大概正经历着最严重的考验,比如,要克服由于有限的自然资源储备而引发的人类危机”。
时代的矛盾,社会生态学,社会学以及整个科学更为间接的—过渡时期的内在矛盾,社会生态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不切合实际,也在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生态学》一书中有所表现,然而,世界上的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在清楚地了解马尔科维奇和对他的著作的深层意图深表赞许的同时,也试图依据上述的原理来解决三个层次上的问题:1)解决蕴涵在上述一些结论中的问题;2)解决作者甚至世界生态学界都未提及的问题;3)依据这些原理构建规范的世界生态预测和整个人类—生物圈模式。
然而,这三个层次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总能划清,而且也没有必要去划清。我们只能把社会学的生态学化问题作为“关键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把提高世界社会生态学家以及整个知识界的创造潜力作为“关键的”问题。但是,作为必要的条件,我们试图清除社会生态学所受的西方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它曾在科学的整个人类—生物圈历史往昔的生态危机中起过一定的作用。这里指的是周围环境(enviroment)概念,它被视作社会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和整个现代生态问题的基础。
首先要说的是这个概念的相对性。前苏联科学院院士C.C.施瓦尔茨曾得出一个结论:人和大自然的角色互相调换了,现在,人同他的技术—经济—基础设施(及建筑),为大自然营造了一个周围环境,而不是大自然为人类营造周围环境。这个结论至今仍未被世界生态学家所理解,由此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后果。但这个结论还要用施瓦尔茨的另一个结论作为补充。他说:“……处在现有发展水平上的现代人,还没有把自己创造成符合这个崭新的、‘新天地’创造者伟大使命的创造性的个体”。或者,用西方社会生态学的术语来说,是还没有成为大自然的“周围环境”,这个环境将通过创造新环境来创造人和自然。
大自然在许多方面由于各种各样消极的生态后果,由于工艺技术的迅猛发展,由于许多国家不愿放弃经济利益和利润对此持漠不关心态度而遭受苦难。在把生态问题纳入“持续发展”实践中去的规划上,这是得到国家和社会援助最少的部分。但主要问题甚至不在于此,而在于上述概念将人同大自然截然分开,过分地强求有生命的自然和无生命的自然接近,似乎这个概念正在用生物圈的技术化和使生物圈整个地变为“周围环境”的办法,来为扼杀生物圈的可怕过程“铺平道路”和从科学上“使其合法化”。我们建议完全放弃这个术语和概念,而把重点移到全人类的大自然概念,即有生命的自然和无生命的自然上,后者包括技术及人工创造的无生命的自然形式。
从总体而言,西方的工业技术文明从本质上不同于东方的和欧亚大陆的传统文明,前者重视物质的—原子论的—消费的—技术化的无生命的自然,让人和其他有生命的自然从属于它(以及它的主人)。因此,认为人类的危机是“由有限的自然资源储备”所引起的论断,是天真的幻想。同这些局限相联系的是西方文明的危机,它同样也对全人类造成了全球的和总体的生态灾难。
有一种论点认为,摆脱这一灾难的出路在于人类改变自己社会生态关体系的组织类型,在于复兴和发展由东方、俄国、欧亚大陆各种文化所创造的、自古就有的、本质上是与大自然进行良性交流的体系。马尔科维奇的观点与这一论点是相似的。用马尔科维奇的话说:“必须让社会改革和新的工业发展观念把工业技术的参与作为文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发展必须为形成作为社会的最大价值”、作为社会基础和主要动力“的人创造条件。”“这个观念不会成为消费性社会的观念,而是具有人道主义的取向和兼顾各种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将有助于丰富人的创造力和有助于他成为有创造力的、有价值的“生物”。而且不单单使人的创造潜力的发展水平得到“丰富”,而且也得到发展和普遍的提高。正是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基础,这样的社会能解决生态问题。我们认为,研究人同自然的相互关系,研究它们相互作用的人道化的前景,以及它们的“创造力”,即提高人本身的创造因素的作用和发展水平的新方法正在于此。
根据上述这一立场,应该对作者的下述论断进行修正:“在人和人以自己的行为作用于大自然的关系出现以前,在生物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生态和谐。随着人的出现,破坏生态和谐的过程就开始了。这一过程产生于4000年以前”。接着,按照物质的—工具的—对物抗性劳动的逻辑,人们与马克思不同,通常把这种劳动与整个劳动混为一谈,因而,又“自然而然地”把阶级对抗社会与一般所说的社会混为一谈,把消费者的人(大自然的竞争者—敌人—刽子手)同一般所说的人,把西方文明(总共才不过2500年)的生态问题与全人类的整个生态关系史问题混为一谈。
事实上,形势远非那么无望。M.布迪科在《全球生态学》(1977年)一书中曾写道,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曾经是生态和谐的。生态和谐也曾经是东方的特点(在与西方交往之前)。生态灭绝观念、节约(资源)观念、生态危机观念只是古希腊人用他们的原子论所创造的,原子论成了整个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哲学、科学、技术、经济和它的逻辑学与认识论的依据,它们竭力将人同有生命的大自然分割开来,并从一开始就将话的知识区分为人文艺术科学和以原子论解释的自然科学,从而将这一分割固定了下来。况且,生态危机的取向在学校里就已经靠科学知识的结构形成了,而后,是靠整个科学和文明的结构,靠劳动分工的性质来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灾难是合乎规律的,是整个技术至上文明而不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必然结果。
如果是这样,那么摆脱生态灾难的出路,比当初看上去的要相对容易一些。其出路不在于大自然,而在于人,在于他的消费取向,即在于人的操作,在于用以进行操作的知识结构。人的知识的和谐既是其品质体系的和谐,也是其整个社会生态关系的和谐,是通往消除生态灾难和过渡到崭新的、具有个性的、合乎生态平衡的、具有创造性的进步水平的途径。这一过程可以从社会生态学和社会学的生态学化开始,然后是整个科学、教育体系的生态学化。因为社会生态学的使命恰恰也是将人同有生命的自然加以“融合”(无生命的自然也包括在这个体系中,但它与人、与生命不是等同的,而仅仅是和谐的生态交流的工具体系)。
马尔科维奇也感觉到了社会生态学的“边缘性”:“虽然从管理周围环境或更准确地说从调控生物圈领域看,社会生态学仍然是自然科学,但必须从生物学发展,从生态学转变为社会科学的背景上来看待社会生态学的产生。对生物圈进行调控是科学的新职能,它可以把科学推上一个崭新的层次,这一层次最好名之曰:活的知识。”我们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与具体的知识相比,活的知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生态学优点,即在科学显得冷峻无情的情况下,它却具有道德的涵义。马尔科维奇指出了社会生态学的这个方面:“教育应该既有助于发展生态学意识,也应该有助于发展责任感……它基本上应该是人道主义的。这种教育必须预防滥用知识”。
至于社会生态学的方法,马尔科维奇尝试将辩证法同数理逻辑结合起来。虽然他很清楚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区别,但在这个结构上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因为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是社会同生物圈的关系,它们的相互作用,它们的和谐一致,所以这就导致了方法论以及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向崭新阶段的发展。
评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译自俄《社会学研究》杂志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