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信任
如果信任
-----读《信任社会》所获
关键词：信任发展自由创新移民宗教
何谓发展？是什么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经济增长？自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直到费尔南·布罗代尔，人们不断地探究“国富”或国穷的根源。大多数的思想家们都强调物质原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气候。会不会是思想观念和行为态度构成发达或不发达的要素呢？
为了考量这个可充分发挥的假设，阿兰·佩雷菲特提出重新审视15世纪到18世纪西方基督教民族的历史。作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横跨经济史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批判了机械决定论等经济思想后，提出了研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比较品性学。品性学指研究人类不同族群各自的行为和观念，研究这些行为和观念在交易、文化流动性、地理流动性以及创新方面构成激活因素还是抑制因素的学科。通过对近4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史的研究，作者在开篇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问题：是什么启动因素在15世纪到18世纪使荷兰，继而使英国，继而使北欧，从饱受瘟疫、饥馑和流血冲突威胁着传统社会状态步入发达社会的呢？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作者细致地勾勒了精神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信奉新教的社会与信奉天主教的社会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信任社会”与“疑忌社会”之间在经济成就方面的差距。“西方基督教民族16世纪末起就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差距。北欧诸国后来居上，超越了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成了创新和现代性的策源地。“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经济日趋衰落，而进行了新教改革的欧洲国家经济腾飞，蒸蒸日上。”佩氏运用大量详尽的史料与相关评论来说明“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尽管表现形式极不相同，却是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精髓。”然而有些遗憾的是，在本书中，佩氏并没有追根溯源地阐释为什么信任因素在新教中会占主导地位引导并约束着新教徒的经济生活？佩氏试图通过对文化因素的剖析来证明“以信任为核心的自由”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他用原子反应堆辐散来做比喻。“辐散是在原子黑暗的运动中酝酿的，是连锁反应的形式，是各种原因和条件综合的结果。有些社会（信任型社会）就这样辐散了，这是缓慢的，几乎看不见的发展过程的结果。但是，这些程序一旦启动，就将持续下去，连贯反应，相互作用，是不可逆转的，通过自身不断产生的能量的作用下自动发展。”他认为“并不是技术的偶然发明造就了工业革命，而是长期有力的经济发展促使技术革新破土而出，由此带动了人类生产的革命。这是一个长期蓄势而发的过程，它首先萌发于人类思想观念，其后从16世纪末起见之于实践，此后一直持续不断。”书中用大量的事例说明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决定并促进了发展，而非“不小心中的文化彩票”。他认为“信任是任何规章都取代不了的精神动力、治国动力。倘使上级机关生性怀疑，紧抓职权不放，喜爱吹毛求疵，那么通过规章，也就是说靠一纸之约下放权力是无济于事的。”同时，佩氏同意孟德斯鸠的思想：一个民族俞发达，物质原因对其影响俞小，精神原因对其控制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论，甚至宿命论，是不求发展的观念。精神因素摆脱物质因素羁束的学说则是求发展的观念。佩氏认为当一个社会信赖自己，生活在信任之中时，这社会就会发展。
从这个层面来讲，在自信、冒险和创业情趣、负责任的奋斗、“自助者，天助之”这样一种伦理中，资本主义精神获得了充足的发展。所以，有了荷兰的金世纪，也有了英格兰的“日不落帝国”时辉煌和富足。当整个社会的精英发现了文化因素的力量，当商业精神渗透到生活的每一处时，当创新与个人能动性的潜能因不受社会制度习俗和意识形态的约束而释放时，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一定会腾飞，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会日益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阻遏宿命论的思潮，或者打破自然条件先天决定论的论调，是发展的开始。
作者同时强调，“信任是命令不来的，它源自于我们心灵深处。把它视为社会的动力，就是求助于内心，就是断言社会不是机制制造的产物，而是内生增长的结果。”那么文化中的信任是与生俱来的吗？信任是如何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内部源动力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中，最积极能动的部分，称之为信任。而以此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精神，习俗、规则等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信任不仅是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同时也隐含了他信的基因，甚至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这个信任观念还有一个便利，就是突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绝对的相互信赖关系：自信，他信的。这是心灵的同一种运动。没有可信性就没有信任。信任使然。这个可信性就是“诚实守信”，也就是说严谨、坚定、信守承诺，遵守计划、尽责尽力。做不到这点，我就不配信任，就不会有自信和他信，别人也就不能或者不能一直信赖我。另一方面，当我自发地信任他者时，只有他者也表现为配得上这种信任时，我才能保持对他的信任。
自信：必须有自信力，才能追求独立，勇于冒险，力求考验自己的能力，甘愿承担责任;才能敢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信赖别人的判断，唯别人的判断是从;才能迎击竞争，甚至推崇竞争，才能建立家庭，养儿育女。
他信：必须信赖他人才能甘愿授权，下放权力;才能宽容思想，学说和宗教分歧;才能善于进行团队工作，寻求合作;才能用自信精神教育自己的孩子或别人的孩子。
更普遍的是信任人：有了这种信任，人们就容易接受创新，肯定存在天赋权利;相信集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存在于运动之中，相信人在变化中可以改变，也可以保持不变;相信自然环境的制限不属于圣法的范畴;相信人所能够做的绝不止于适应;想念自己有能力解开这种束缚，改造束缚，摆脱束缚;相信疾病和营养不良、“瘟疫和饥馑”可以征服;相信向往繁荣的欲望是健康的;相信繁荣不一定是数量固定的稀缺之物;相信每个人的贡献都可以促进繁荣;相信知识也不是少数几人或少数几个社会阶层专有的财富;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掌握知识，并在知识中找到足以改善个人命运，同时也促进社会进步的源泉。”
请原谅我长篇大论地引用了作者的原话。笔者认为，这是本书核心性的要点之一。作者用详尽的语言告诉我们自信和他信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任的本质特征是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每个时代的社会都程度不等地同时存在促进发展和抑制发展的精神机制。关键在于哪种机制在处于主导地位，促进或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从哲学的意义上讲，事物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促进事物的发展。那么有利于发展的精神机制的形成过程也是发展过程的一种，即用发展内生的信任来解释发展这一命题本身存在自身逻辑的悖论。不过，这并不影响这部著作观点的新颖与思维的独到之处。
另外，据佩氏的理论，“信任社会尊重个人。鼓励个人能动性、自由创业和创新精神。”作为市场经济机制中心的企业（企业家），如果将这种信任理论微观化，那就是采用目标明确的参与型管理。个人可以通过企业的目标继续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管理方法给予自由、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责任到人的动作机制，取代了专制式管理方法。必须对人性的活力、对人汲取经验教训、发现有效解决方案的能力充满高度的信任。管理学大师将这种理论称为Y理论，是基于人性本善或者信任人的一种管理理论和方法。
信任这是必须强调的关键词，基于信任建立的制度产生普遍的心理不信任，而基于不信任建立的制度却会产生普遍的信任，因为机械严密的规章制度部分保证了结果和过程的可信，但是这样降低了效率，增加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中国传统商业的用人唯亲也可以从这方面去解释。儒家文化讲究“宗族亲缘”，那么认识的人比不认识的人更有可信度，有血缘关系的人比无血缘关系的人更具有可信度，这其实是在本国文化中降低风险和增强信任的选择。
但是，由于欧洲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等非物质性的文明与我国的发展过程不尽相同，所以社会精英阶层对同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解释角度也不同。让我们来看看中世纪的欧洲对商业发展心理学的见解：信任，这可能是商运亨通的决窍。坦普尔爵士在其《1672年联省共各国见闻录》中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写道：商业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要求对社会集体可靠性予以信任，对政府抱以信任。“自由战争”是场争取和确立这种信任。所谓的“自由”其本质上是指个人相信自己的既得利益是可靠有保障的，愿意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去交易或者发挥个人能动性去创新改变，同时这种自由是不受外界规章制度的制约和限制。国家和政府保障个人的利益不受侵害由此而来的对社会生活正常秩序和规则的信任是所指自由的核心。
虽然感叹于作者详实精确的史实资料，钦佩于作者博闻强记的智慧思辨，但是笔者依然认为信任品性学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无法说服更多的人。诚然，发展是需要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来促进甚至“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积极的精神”，但是这并不能构成反命题的成立。以信任为基础的自由也可以打上制度的烙印，是一种人为理性选择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者文化因素。笔者并不否认佩氏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创新，精英移民等观点的精辟论述，但是总是觉得“非物质第三要素”即文化因素，对解释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本身存在不可忽视的悖论。既然信任不是与生俱来的，宗教改革是由于对天赋人权的追逐，那么文化的发展本身也是发展的一部分，是整个社会人文意识的觉醒和经济发展的理性要求，所以它是内生性的促进因素。
在网上只能查到佩氏的另一部著作《停滞的帝国》等相关评论和他本人的个人资料。《信任社会》这一块似乎暂无人来关注，或者只有很少的人关注以致互联网上反映不出来。总之，这个假设论题实在太大了，以致于让很多人有力不从心之感。呵呵，我读了后，也是收获不少，无论是欧洲中世纪的史实方面，还是思考经济发展的角度方面。果然是一集大成者啊。我的观点可能很稚嫩，甚至不正确，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将它们表达出来。呵呵。
作者资料：
阿兰·佩雷菲特出生于1925年，父母都是教师。他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受到最好的教育，青年时曾立志“十年干外交，十年干政治，十年干学术”。由于他的天资和刻苦，再加上机遇，他的人生目标都如愿以偿。1949—1958年，他在法国驻欧使团工作；1958年以戴高乐派身份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年仅33岁），1962—1981年先后出任法国新闻部长、教育部长、科研部长、行政改革与计划部长、文化与环境部长、司法部长等职。
佩雷菲特在从政之余，始终不放弃学术研究。他一生共发表20多部著作。除几本小说外，这些著作可分为四类：一类是讨论法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以《法国病》（1976）和《混乱的法国》（1992）为代表；一类是关于中国现状和历史的，如《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震惊》（1973）、《停滞的帝国》（1989）、《中国的悲剧》（1990）等；第三类是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和发展问题的，以《经济奇迹》（1995）和《信任社会》（1995）为代表；第四类是记载戴高乐将军言行的，如《戴高乐其人》（1994、1997年已出两卷）。由于他的学术成就，1977年佩雷菲特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道德与政治学院院士（历史学部）。1994年，巴黎第四大学通过他的论文答辩，授予他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学位。
众所周知，在政治上，佩雷菲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作为戴派部长，他经常与在野的社会党及左派人士处于对立地位。在1968年巴黎学生发动的“五月风暴”期间，他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与大学生代表谈判，但最终因未能消除矛盾而不得不引咎辞职。70年代在任司法部长期间，他的严厉措施曾激起了左派的反对，不仅引发了他与《世界报》长达10年的争辩，而且还两次遭遇伏击，险些丧命。
佩雷菲特于1999年11月27日去世后，法国政坛左右翼领导人都对他表示哀悼，连他的政敌也都对他的人格深表敬意。希拉克总统在悼词中盛赞这位“伟大的记者、教育家、天才的作家、杰出的部长、严格的政治家”，称赞他为国家、思想、当代历史与历史的反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